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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漫游:當代精神分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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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開始

        書籍名:《星際漫游:當代精神分析指南》    作者:安東尼諾·費羅



        盧卡·尼科里:

        現在,讓我們告別會計師,回到我們的辦公室,和我們的患者見第一次面。初始訪談。在培訓開始的時候,我就意識到,初始訪談算是治療工作中最簡單的部分了。在意大利,非心理治療專業的心理學家都有資格做初始訪談,在公共醫療領域,通常是實習生和進修生來做第一次訪談。我看到的有關初始階段的精神分析文獻,也說這個階段應該足夠的短,應該在移情神經癥出現之前就完成。

        安東尼諾·費羅:

        我們還相信移情神經癥嗎?

        盧卡·尼科里:

        Relata  refero![1]我根據我的經驗談一下。我本來也以為那是最簡單的部分,暴風驟雨的環節在后面才會出現。但是在脫落了許多患者以后,我切身體會到第一次訪談其實是關鍵所在。我認為,特別是通過和青少年做分析,讓我們拋棄了這樣一個想法:兩三次訪談就可以搞定初始階段。我們可能要花許多時間才能把設置搭建起來。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初始訪談呢?也就是分析框架搭建完成之前的那個階段。

        安東尼諾·費羅:

        我覺得這就像是第一次浪漫邂逅,它是怎么發生的呢?

        就像有些人會一見鐘情,有些人第一次見面就能進入分析狀態,但是還有一些人可能花了兩年時間才能躺在分析躺椅上。我不認為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結論。當然,第一次訪談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如果我們能避免用不停地提問去污染它,避免詢問童年經歷,避免問一些我們并不真正感興趣的問題,我們就可以搭建起一個足夠好的框架,基于這個框架患者就可以講述他想講的事情,特別是開始嘗試去講那些他不想講的事情。那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盧卡·尼科里:

        那病史怎么辦呢?

        安東尼諾·費羅:

        病史與精神分析無關,因為整個分析的基礎是我們和患者共同建立的。認為病史不可或缺,這個想法是愚蠢的。你可以采集病史,它和精神分析無關,但是它和精神醫學有關,從事精神醫學服務的人士對此是感興趣的,他需要書寫病史,因為如果警察來了,有個家伙試圖殺死他妹妹,那么這件事要在病史中有所反映。然而,如果你是一個分析師,在你的辦公室里,你需要病史來做什么呢?(收集)病史會抑制患者,會阻礙那些讓他不舒服的東西浮現出來。奧格登睿智地指出,我們必須能夠和患者一起做夢,把那些變成癥狀而沒有變成夢境的東西,給構建出來。我們是否必需讀弗洛伊德的書才能明白這一點呢?也許在總結出如此簡潔的箴言之前,可憐的奧格登不得不通讀弗洛伊德,或者奧格登的分析師不得不翻遍弗洛伊德的著作,而奧格登可能通讀的是溫尼科特。然而,在奧格登告訴我們這一點以后,我們是否需要從鼠人(Rat  Man)的案例開始,還是從奧格登告訴我們的情況開始,然后繼續前進呢?我們為什么要浪費時間呢?這已經是一個非?;镜乃悸?,那些沒有足夠好地轉化成夢的東西變成了患者的癥狀,我們應當把它們繼續轉化成夢。

        盧卡·尼科里:

        所以,分析是一個致力于做夢的地方,躺椅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介于清醒與睡眠、夢境與現實之間的地方。說起這個,讓我給你講一個小故事:我的一個患者,他是心理治療學校的學生,他告訴他的老師,他選擇了一個精神分析師來完成必修的個人體驗課程,這個分析師給他做的是躺椅分析。他的老師驚訝不已,說:“那簡直老掉牙啦!”我問你的第一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反問:躺椅真的已經落伍了嗎?不過第二個問題,也許就不是反問句了,特別是考慮到那些經常使用“獨輪車”的同事們。在我接受訓練的時候,他們說每周一到兩次使用躺椅進行治療可能是危險的,因為患者往往會退行,而如何容納他們,則可能會變得非常困難。你覺得呢?

        安東尼諾·費羅:

        我會說:讓我們試試看!

        如果我要給我的晚輩分析師一個建議,我會告訴他們分析并不取決于一個人躺在哪里,分析取決于兩個人在心理上一起工作的方式。所以,躺在躺椅上并不等于在做分析,同樣地,不在躺椅上也不會削弱分析狀態。我曾經有一些患者是以很奇怪的方式在做分析:我之前提到一個患者,她拒絕躺在躺椅上,但是我們也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分析。我們每周見四次,坐著面對面交談,因為她非常害怕不能控制局面、我的反應以及我可能會有的情緒。過了一段時間,我跟她說:“是這樣的,我已經厭倦了這樣的方式,彼此盯著對方50分鐘,所以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要把身體轉過去,背對著你做分析了?!蔽业霓k公椅是一把轉椅,所以我就轉了過去。就這樣,每次這個患者走進我的辦公室,她一坐下來,我就轉過去,背對著她才讓我感覺有些放松,以這種方式,我們又做了6個月的分析。后來,這位患者開始談論她的生活應該有所變化,她想搬到一個更舒適的房子,現在似乎是個好時機。很明顯,患者是在說我們的分析應當有所變化了。我們商量好的“搬家”日期到來的時候,我當然希望患者可以“搬到”躺椅上,這樣我就可以回到(躺椅背后)我的扶手椅上去了。但是,這位患者走進來以后,徑直坐到了我的扶手椅上。在那一刻,我可以做出成千上萬種不同的舉動,給出7000種以上的詮釋;但是,我二話沒說,直接躺在了躺椅上,所以我就那樣躺著,患者坐在我背后,我們又做了6個月的分析。我反復忠告她說:“你不知道你錯過了多么好的東西,躺在躺椅上實在是舒服得很?!?個月后,她做了一個夢,夢里她的秘書肆意占據她的位置。幾個星期之后,我們又談到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調換。我終于回到了我的扶手椅上,患者躺在了躺椅上。這個變化至少花了3年時間,但是從各個方面來說這都是精神分析,一個非常正常的分析。所以,重要的是分析師知道怎么去玩。

        出于這個原因,我想提出我的一個觀點,盡管并非所有人都會同意——對成年人、兒童和青少年做分析并沒有什么區別。事實上,我們可以學著從兒童身上看到我們內心以及父母內心的嬰兒方面。從成人那里,我們可以看到結構化的方面。當然,兒童分析師更少擔心患者破壞設置,因為他不會把那些行為看成是一種攻擊,而是當成一種交流方式,最重要的是當成一種游戲來看待。我們可以一起玩任何東西,沒有一樣東西是我們不能玩的,所以只要玩下去就可以。

        分析師需要問一下自己為什么會發生這個情況,以及這意味著什么。顯然,分析師應該具有思考和探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頭腦,并且嘗試給出一個能夠被表達或難以被表達的意義;能夠意識到什么、能夠使用什么,這取決于非常多的變量。

        盧卡·尼科里:

        似乎弗洛伊德選擇坐在患者的躺椅后面,是因為他無法忍受一整天和患者凝視。所以,也許對于分析師來說,躺椅也讓他感到自在,是這樣嗎?[2]

        安東尼諾·費羅:

        我相信如此,我認為讓患者躺在躺椅上是最好的分析方式,對分析師來說也是最方便的!實際上,弗洛伊德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是因為他無法忍受患者整天看著他。正是因為有了躺椅,就可以避免面對面互動了,患者就可以隨著他的思緒游走,所以念頭和幻想就可以流動起來。分析師也是如此,他可以把現實放到一邊,更容易地進入到一個幻想、聯想、思緒和敘述的世界,免受來自現實的影響。

        總而言之,我不認為在分析中使用躺椅是不可或缺的,我認為分析可以在許多不同的位置上進行。當然,我們應當思考一下為什么這個患者愿意選擇這個位置而不是那個位置。比如,對于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患者來說,躺在躺椅上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他們的思維可能會嚴重地偏離現實,進入一種遭受迫害的狀態。我記得有個患者曾經告訴我,他做了一個夢,夢里有一頭獅子在他身后,隨時準備撲向他。

        還有一個患者,在糾結了很久之后終于同意躺到躺椅上,然后她夢見自己躺在一個用鋒利的刀片做成的搖籃里,這個搖籃割傷了她,讓她流了血。所以,我不認為躺在躺椅上開始一段星際迷航般的旅程去向未知的宇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容易的。有些患者需要在躺椅上開始他們的旅程,但還不能登上企業號飛船。在探索了他所生活的城市周邊之后,他才能安心地探索其他城市,或者去往其他的星球、星系。

        所以說,我們很容易遇到不愿意躺在躺椅上的患者,我們仍然有可能在各種情況下與他們面對面地進行工作。

        盧卡·尼科里:

        分析會談似乎有一個特定的慣例:一般來說,患者有權開始會談,然后按照露西安娜·納西姆(Luciana  Nissim)的說法,“會談最后幾句話”的榮幸也是屬于患者的。是不是這樣呢?

        安東尼諾·費羅:

        嗯,基本上我是同意的,通常我會讓患者首先講話,除非他沉默超過了5分鐘時間。等5分鐘并不是因為什么設置或者理論,5分鐘沒有什么神奇性,并不是說5分鐘以后病人會開始感到孤獨。不是這些原因,只是因為我會開始覺得無聊,也就是說,為了能開始運行、開始玩,為了工作和做夢,在等了這么一小會兒之后,我會發起一些話題。

        盧卡·尼科里:

        所以這里面有一個潛在的觀點,就是在5分鐘之后,分析式伙伴關系可能會出現斷裂。

        安東尼諾·費羅:

        是的。

        盧卡·尼科里:

        因為分析伙伴需要行使分析功能,所以分析師費羅需要有交流。

        安東尼諾·費羅:

        在一個溫暖的日子,我可以和女朋友躺在床上,但是,在床上躺了10分鐘以后,我就會想和她有些交流!但是如果她睡著了,那我就讓她繼續睡覺。

        在我看來,要有一種交流的功能,就是說我們必須交流,才能去做一些事情。所以一般來說,我會等待患者開始治療談話,或許等待5分鐘、4分鐘,也許應該更短一點,等待3分鐘,我就會說“怎么樣呢?”“今天過得如何?”或者“為什么這么安靜呢?”等一些瑣碎的話。

        我不知道每次會談最后一句話是不是應該要由患者或者分析師來說,我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不過,我通常會對患者說:“下次見?!睂?,我會讓他說完最后幾句話。

        盧卡·尼科里:

        我的意思是,在會談快要結束的時候做出詮釋或給出評論,可能是不合適的。

        安東尼諾·費羅:

        對,對,我不會在患者快要離開的時候把他搞得暈頭轉向,這樣做確實不合適。我總是會留出一點時間,看看患者是如何反應的。在我進入到患者的心理領域以后發生了什么,我是比較重視這一點的。

        盧卡·尼科里:

        我們在討論內部和外部的框架,所以我想問你一個看似細枝末節的問題。在我接受訓練的時候,有一條規則:分析師要有一臺座機和一臺答錄機。但是,像我這樣的“流動人口”基本不會考慮這些東西,而且發短信已經取代了語音電話,部分是因為發短信比打電話顯得不那么有侵入性。另外,相當多的患者開始在互聯網上尋找治療師,甚至首選電子郵件來發起求助:“尊敬的醫生,我有焦慮癥。我們能見面談一下嗎?”

        我們是否可以討論一下分析場域中或者分析的前奏中正在出現的一些變化,從“我在這里/我不在這里”轉變為一種更加數字化的形式“我有一部分在這里/我正出現在這里”,這是否模糊了在場與不在場之間的區別呢?

        安東尼諾·費羅:

        如果你跟我的一些朋友一樣,有個兒子住在瑞典或者住在新加坡,那么每周通過視頻聊天軟件與他見幾面,就會是很普通的生活狀態。我認為對于分析師來說,這種變化沒有什么不同。曾經人人都要有一臺座機,但是現在最流行的交流方式是文字短信。我認為,設置里面有些部分、有些基本結構是不變的,而文化這個部分是不斷變化的。如果100年以后,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全息影像,可以隨便發送到任何地方,那么我們也可以通過全息影像來做分析,這沒什么問題。

        如果有一個患者發短信告訴我他會遲到15分鐘,我會回復“好的”。當然我不會通過短信進行長時間的討論,我也不會通過電話對患者進行詮釋,但我可以回復他“好的”?;蛘?,如果有人第一次通過電子郵件聯系我,我會回復:“尊敬的先生,你能在周一至周四之間的某天晚上9點以后打電話給我嗎?”這并不觸犯什么禁忌,如果你使用得當的話。我不會像某些過分多慮的分析師那樣,把一切都看成是罪惡的。就像克里斯托弗神父[3]:所說的那樣:對純潔者來說,一切都是純潔的!

        盧卡·尼科里:

        說到罪惡,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一段時間以來,我做了很多公開演講,所以我比以前更經常被大家看到,甚至是被一些患者看到。另外,在摩德納或帕維亞這樣的小鎮上,生活一段時間以后,大家都會變得相互熟悉起來,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分析師不再是一面鏡子,而是故事的共同創造者,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認為:考慮到彼此熟識、分析之外也難免碰面,對于保密性的絕對要求是否變得不那么要緊了呢?我并不是說要取消所有隱私,不過在不干擾工作的情況下,彼此多一點點了解,是否能夠促進某些故事的創造呢?或者還有其他的問題?

        安東尼諾·費羅:

        讓我們看看我們所說的“熟識”是什么意思。顯然,我會阻止一個年輕的同事在周末去跳艷舞,至少不要在他居住的城市跳。如果是在城鎮廣場遇見患者,或者你們在同一家咖啡館、同一家書店相遇,互相問聲“你好”“晚上好”,我不認為這些是罪惡的接觸,這些是在一個小鎮上的偶然邂逅。這取決于我們所說的是什么樣的熟識。如果你(和患者)加入了同一家網球俱樂部,里面有一萬名會員,這有什么問題呢?或者你們在城鎮廣場或者喝咖啡的時候遇見。當然,如果關系過于頻繁,超過了一定的限度,就會限制故事的創造,產生一些過于真實的故事;因此,就會污染分析場域,阻礙原發的強有力的敘事。如果有人騎著馬穿過帕維亞,還吹著小號,他要么是瘋了,要么就會被認為是一名號角騎士,那樣他就太顯眼了。當然,在擔任公職這個問題上(比如某位分析師同時又是當地警官),分析師需要量力而為。Cum  grano  salis[4],常識和誠實是試金石:最好不要認為每一件新奇的事情背后都隱藏著罪惡或者破壞設置的東西,但是同時要保持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宗旨是要允許盡可能多的故事可以生發出來。

        盧卡·尼科里:

        我們一直在談論罪惡。我必須要問你一個精神分析的基本問題:在分析中,人們應當使用語言,而不是使用行動。究竟是誰在行動,常常引發矛盾看法。

        然后,關系視角讓問題變得更復雜了,然后托馬斯·奧格登帶著他的“詮釋性行為”(interpretive  actions)摻和了進來,還有另外一些人,比如博洛尼尼(Bolognini)的詮釋–行為(interpret  action)?,F在又有人在講設置是可以改變的,要采取適合“特定”患者的行動,然后現在我又發現費羅老師還會躺在躺椅上做分析……

        安東尼諾·費羅:

        我這輩子就那一次!

        盧卡·尼科里:

        這輩子就那一次。所以,分析師的判斷力顯然扮演了一個非同尋常的角色?,F在我請教你:在什么樣的程度內,你可以在分析中采取行動,你需要謹記哪些邊界?

        安東尼諾·費羅:

        我會說:對患者來說,他有最大的行動自由;對分析師來說,他有最低的行動自由?;颊呖梢园凑兆约旱囊庠感惺拢褐x天謝地,患者們不知道其實他們可以從家里帶一些玩具來做分析,他們可以坐在地板上玩耍;成年患者通常不會這樣做,但其實他可以這樣做。如果某位成年患者帶來了一堆玩具士兵,想玩這些玩具,我不認為分析師有什么拒絕的必要,這是他的權利。我們不會對他說:“不行,你不能玩!”那是他的游戲、他的夢想、他的交流方式,或者患者可能會拿過來一些白紙、畫一些漂亮的圖畫,用這些東西和我們交流。這當然可以。

        不過,真是謝天謝地,患者并不知道這一點,因為躺在躺椅上的患者不會看著我們,對我們來說,這比坐在地板上或者伏在桌子上看著他畫的畫,要舒服得多。那樣會很累人的。所以,患者有在合理的限度內表達自己的自由。我給患者最大的行動自由,如果他想在桌子底下做分析,也許我會叫他“汪汪”,因為他表現得像一只狗狗臥在狗窩里,或者第二天我們就假裝是在七個小矮人的小屋子里??赡苄院芏?,取決于當時發生了什么。所以,我認為分析師沒有這種自由,分析師的行動自由應該受到嚴格把握,避免過度行為。解釋性行為不同于其他類型的行為,但我不禁想知道為什么。我會非常小心,那不是一條捷徑。根據常識,我會讓分析師穩穩地坐在他的椅子里,盡可能少地采取行動。我記得我和尤金尼奧·加布里(Eugenio  Gaburri)在某次培訓的最終考核中,否決了一位精神分析候選人的申請,那是少有的幾次否決之一。那位候選人的病例是一位懷孕的患者,她走進咨詢室,絆了一跤,跌倒在地,這位候選人寫道:“當然,我站著一動不動,避免跟她有任何身體接觸?!?br/>
        這可不行,那是一位懷孕的女士,或者即便沒有懷孕,患者就在你眼前摔倒了,你卻袖手旁觀?我認為這是無稽之談,這不是分析中立性。這位分析師應當被留下來,好好問問自己為什么要那樣做,那樣做是否安全。如果一個患者正從窗戶跳出去,你當然要抓住他的腳,或者如果患者跌倒了,你應該扶他站起來,或者如果患者有心臟病發作的征兆,你應該關閉設置,趕緊叫救護車。

        盧卡·尼科里:

        這種開啟和關閉設置的觀點非常有趣:它可以幫助我們區分分析師的兩種不同的操作模式。如果我們把外部現實拋在一邊,那么當我們需要的時候,我們可以再次“認真地”對待外部現實。

        安東尼諾·費羅:

        是的,不過當我們認真對待現實的時候,需要先把設置關掉。只有當設置被關閉的時候,現實才能進到治療室。假設發生了地震,那么繼續待在治療室里試圖詮釋孩子從母親的乳頭上被抱走時所感受到的震驚,這就非?;奶屏?。即使沒有地震,這樣詮釋也是荒唐的。但是讓我們想象一下發生了地震:我們該對患者說什么呢?我們該怎么辦呢?我們稍等一下,如果有第二次震動,我們就跑出去。在這個時候,我們關閉了設置,我們不再是分析師和患者,我們是兩個害怕的人,必須逃離那個房間,到安全的地方去。

        盧卡·尼科里:

        分析師以非常態的、具體的方式照顧到患者,確實很多時候患者反而會記住這些罕見的情況,視之為治療的寶貴時刻。當然,分析師不能經常做這些事情,或許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種非常規辦法。

        安東尼諾·費羅:

        如果一個患者流著鼻血走進來,我們該怎么辦呢,難道我們不遞給他一塊手帕或者毛巾嗎?

        盧卡·尼科里:

        有點像是,我們可以關閉設置,但是我們不能關掉自己!

        安東尼諾·費羅:

        是的,我們不應該關掉患者。你會拒絕給一個在冬天全身濕透的患者一條毛巾嗎?這些都是與常識有關的事情,我決不會把常識和禮貌拋在咨詢室之外。

        盧卡·尼科里:

        一個患者告訴我他很冷。我是應該把這詮釋為他對我們之間的隔閡的感受,還是應該打開暖氣呢?

        安東尼諾·費羅:

        如果我有暖氣的話,我就會打開暖氣,毫無疑問。至于我當時的想法,那是另一回事。當然,事情并不止于此。如果我們在咨詢室,為什么我不打開暖氣呢,如果我有暖氣而且我也用暖氣的話,當然,我會思考,為什么患者會在今天下午兩點半的時候請我把暖氣打開,而不是昨天呢?他在表達什么,他是不是在告訴我他累了?他是不是在告訴我他感覺不舒服?還是在告訴我他感覺很冷?我不會把這些猜測一股腦都說給他,可憐的家伙,我會試著理解:他想用這個請求告訴我些什么呢?

        一個患者跟我說:“我快渴死了!”想象一下,如果我說:“你是不是在告訴我,因為你已經好幾天沒有見到我了,這次治療就像是一汪綠洲,你穿越長長的周末沙漠而來,所以你感覺自己快要脫水了?”我不會這樣大驚小怪,我會直接給他一杯水,然后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明白為什么會發生這種事。

        西西里有一句俚語,可能不適合放在一本書里面。這句俚語翻譯過來的意思就是“隔著襯衫摸屁股”。如果瑪麗亞要隔著襯衫才能觸摸自己的臀部,那就意味著她不能直接用手去觸摸,她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帶著白手套,她無法進入親密關系,她總是需要保持距離。我不認為分析師也可以“隔著襯衫才能觸摸自己的屁股”,分析師不能有聯結恐懼癥。他既不應該害怕情感接觸,也不應該害怕身體接觸。如果一個患者在分析結束的時候親吻你的臉頰,你只需要帶著微笑欣然接受。我肯定不支持太多的恐懼回避傾向。

        [1]  拉丁語,語出希羅多德,字面意思為“我說出我所聽到的話”。

        [2]  這一內容和其他一些問題來自吉爾·肖代–高曼(Jill  Choder-Goldman)所寫的《全方位視角:安東尼諾·費羅采訪錄》(Global  Perspectives:an  Interview  with  Antonino  Ferro)一文,發表在《精神分析視角》(Psychoanalytie  Perspectives)雜志上。

        [3]  他是亞歷山德羅·曼佐尼所著的《未婚妻》(The  Betrothed)中的一個角色。

        [4]  拉丁語:帶上一粒鹽,帶上一點常識,再帶上一點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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