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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漫游:當代精神分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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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章 理論問題

        書籍名:《星際漫游:當代精神分析指南》    作者:安東尼諾·費羅



        盧卡·尼科里:

        我們正在討論分析中立性和我所說的分析自然性之間的關系。在古典理論中,分析師傳統上是中立的,就像一面鏡子,從中患者可以看到自己的反映,看到自己的移情性要求、投射和沖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添加的任何東西,比如我們的比喻、我們的鼓勵或者我們個人本身,都會變成一個額外的變量,危及系統的平衡,侵占患者的各種空間。自從各種關系模型的出現,事情發生了劇烈的變化?,F在來看,分析中立性還有什么優越性呢?我們如何能夠重新思考分析中立性,使其仍然是一個有用的工具,而不是過時的東西呢?

        安東尼諾·費羅:

        我覺得分析式中立這個概念太荒謬了。這就像是我們幻想著可以自我受精,或者幻想通過眼神交流就可以懷孕。不是這樣的,你必須在許多地方“弄臟”自己。我發現兩個人以中立的方式在一起這個想法是荒謬的,是不現實的。如果我們有一位鏡子一般的分析師,這就像是有一面鏡子擋住了車庫的入口;你本來要把車子停在里面,但是如果鏡子后面也沒有給你留空間的話,你該如何停車呢?

        患者覺得需要有一個棲身之地,需要一個能夠容納他的心靈的地方。分析師必須要讓自己能夠被患者的焦慮、情感所滲透。為了允許滲透,他應當做到虛懷若谷。你怎么可能進入一面鏡子里呢?這只可能發生在愛麗絲漫游奇境這樣的故事里。[1]

        所以,當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我認為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因為就在兩個人見面的那一瞬間,他們就開始共同建立某些東西了。如果分析師是中立的、灰色的,也會把灰色的絲線編織進患者的心里。如果分析師穿著一件紅色或藍色毛衣,那會更生動一些,這些色彩也會編織進患者的心里。中立不是一種色彩,灰色也不是一種色彩,那只是一廂情愿的想法。在與患者一起織布的時候,即便是灰色的分析師也會把患者的絲線與他自己的灰色絲線交織在一起。

        盧卡·尼科里:

        我猜經典教科書中關于中立的定義并不能讓你滿意。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是:要對患者的不同需求保持中立,這個理解對我來說似乎是有用的,但是現在我也在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的意思是,面對患者的心理沖突或者關系博弈,分析師應當保持中立。不管患者是和他的妻子繼續在一起還是分手,我對這個問題持中立立場,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對患者來說是更好的。不過,在這方面,分析師是不是真的中立或者必須要中立,我不確定。

        安東尼諾·費羅:

        但是,分析當中那位妻子(指的)是誰呢?

        盧卡·尼科里:

        我似乎看出來一些端倪。

        安東尼諾·費羅:

        在分析中,如果我們考慮的都是具體的事件,那么我們就成了過于實際的分析師了。假設你見到你的朋友馬克,他跟你說他不知道是否應該和露易絲分手。然后他又跟你講了露易絲做的種種事情,然后你得出結論:路易絲是一個不值得信任的人,或者你跟他說露易絲對他很不公平。在這樣的交談氛圍中,我們談論的是人與人之間具體的、實際的事件。

        如果我們有了分析工具、分析設置,那么我們的分析裝置就會激活,這就像是在一家劇院里,燈光熄滅了,聲音安靜下來,從那一刻起,你只能聽到低語的聲音。這個時候我們的分析會談就開始了。分析一旦開始,患者的妻子就不再是患者的妻子,她是這個分析場域中的一個角色。通過談論他的妻子,這個患者其實是在談論什么呢?我們暫且未知?;蛟S是患者感覺被分析師拒絕的那些部分,或許是他討厭的分析師的那些部分,或許是他無法覺察、無法接納的他自己的那些部分,這些部分被他稱之為“我的妻子”,都是有可能的。當精神分析設置被啟動以后,我們就不再處理具體的人了,我們處理的是角色,所以患者的妻子就不再是患者在現實中的那個妻子了。

        顯然,我們還不知道這個妻子是誰。比如,一個患者抱怨說:“我的妻子很暴躁,總是發脾氣,易怒?!焙苊黠@,他所說的是一個失控的事物,可能是來自分析師,也可能是來自患者,無論如何都是發生在分析場域中的事物。所以,我們必須處理這個失控的方面,需要考慮他如何才能把這部分整合起來。[2]

        讓我們假設有一位患者,他不會只是在談論外界現實生活。他告訴我他患有早泄。他實際上并不是在和我談論早泄問題,我一點也不關心他的性事,他想告訴我的其實是他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那些情緒會四散噴射?;蛘呦喾?,如果一個患者告訴我他患有射精遲緩,我是否應該真的關心他在被子里的行為表現呢?他想說的問題其實是,他不能讓自己自由自在,他總是生活在一種過度自制的狀態。所以我會很想看一下在分析場域中,他的這種過度自制會有哪些表現:除了射精遲緩,他的敘述風格怎樣呢?這種過度自制或許是強迫癥狀的一個方面,我們如何才能讓他放松下來呢?

        背后的故事和表面講述的故事往往是不同的。我們必須要走進我們不知道的事物。只有走進我們不知道的事物,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射精遲緩這個問題。假設這個患者為了繼承遺產而想殺死他的祖母,那么我們就可以建構這樣一幅場景:這種殺人的沖動讓他感到恐懼,他試圖回避這種沖動,癥狀是他處理這個問題的辦法,癥狀是個體呈現自己的一種方式;顯然,真正的問題遠不像癥狀那么簡單,癥狀是某些未知事物的浮現。

        盧卡·尼科里:

        如果我們把那些人看成是一些角色,那么分析師的自我暴露也就會有不同的含義了。關于這個問題,這些年以來我的個人經驗是:盡管患者看起來對我們的生活似乎充滿興趣,但是他們并不是真正想去了解我們的事情。相反,他們想知道的是我們能否理解他們。也許他們想知道我們能否扮演某個特定的角色,他們能否在當下場景中與我們這個角色為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否把自我暴露看成是向患者傳達我們心理耦合的結果呢?看成是在揭示我們的思緒、情感和遐想呢?

        安東尼諾·費羅:

        我認為自我暴露也是我們通過扮演一個當下所需的角色從而推動故事向前發展的方法。實際上,自我暴露是來自于我們自己的故事,應當把它放到整體情境中來看待,而不只是用分析師生活中的事件來回應患者的具體事件。它可以是完全虛構的。假設有一個患者擔心分析師太過脆弱,他講述了他多么害怕一條狗。分析師或許可以說:“小時候,我最喜歡的故事就是《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币馑际俏伊晳T了和狗打交道。分析師或許也可以說:“哦,我相信這是條好狗,小時候我很幸運,我爸在家里養了兩只多伯曼犬、三只那不勒斯獒犬和兩只斗牛犬?!边@些都是虛構的,但是有助于告訴患者“你看,你的狗真的嚇不倒我!”我不知道我的表達是否清楚?這真的完全變成另一回事了。這是分析會談中的一場夢,一場共同構建起來的夢。

        盧卡·尼科里:

        那么,讓我們來談談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在收集要去請教你的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想起了一個患者。他堅信在幾個月前的某個時候,為了取消治療,我對他撒了一個謊。還有一位我的同事,她最近告訴我,在一次強度很大的治療之后,她哭了。后來一位患者看到她的臉紅了,就問她是不是感冒了。我的這位同事回答說,只是有點過敏。根據你剛才告訴我的看法,我想請教你關于謊言、虛假和自我暴露之間的關系。因為到目前為止,我一直認為,如果分析師說謊,他就打破了誠實這個契約。但是,我們需要搞明白:當說分析師在說謊的時候,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也許他是在講故事呢?

        安東尼諾·費羅:

        我先引用一句西西里諺語:U  fuirièvirgogna  maèsavvamentu  'ivita,意思是說:逃跑雖然不光彩,但有時也是救命的法子。我記得有一次,我在為一家公共戒毒機構工作的時候,發生了一場關于美沙酮的爭吵,那簡直是一團糟。下班回到家里,那個時候我住在一棟公寓樓頂層走廊盡頭的一間屋子里,我聽到了敲門聲便去開門,門口站著幾個鬼鬼祟祟的人,問我費羅博士在不在家。旁邊那些家伙還嚷嚷著要如何把費羅給揍一頓,謝天謝地我說:“哎呀,他不在,費羅博士出去了,他去科爾索·加里波第那兒玩桌上足球去了!”

        當然,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玩過桌上足球,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真相是赤裸的,謊言是粉飾的。假設你對某人說:“今天我看到你開車經過科爾索·加里波第?!比绻@個人沒去那里,他可能只是會說他沒去那里,他去了馬真塔大街。但是,如果他真的去了那里,不過(按道理)他不應該去那里,假設他的前女友住在那兒,他可能會跟你說他在馬真塔大街乘坐32路公共汽車,還遇到了好幾年沒見過面的佩皮娜姨媽,還看到一個滿臉黑胡子的警察。也就是說,謊言往往非常華麗。

        回到我們的話題上:我們可以撒謊嗎?當然,謝天謝地我們可以撒謊。正如比昂所說,說謊者也是一個思考者。謊言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創造了一個新的世界。設想有一個孩子偷吃了果醬,然后被問到一個致命的問題:“是你偷吃了果醬嗎?”假設你的祖母脾氣火爆,要是你敢偷吃果醬,她就會揍你一頓,那么承認是你偷吃的就不明智了。這個謊言可以幫助你減少生活中的暴力、迫害。假設某位女士的丈夫嫉妒心很重,如果她去逛內衣店的話他就會打她,那么她就會說自己去了雜貨店。在我看來,這就像是自我防御。

        說謊作為防御,跟我們使用的其他任何防御都是一樣的。就像我們使用興奮型、躁狂型、回避型、全能型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防御一樣,我們使用謊言來應對那些我們無法承受的東西。那些事物超過了我們的承受極限,我們就用謊言來自衛。當我們不再害怕那些事物的時候,我們就沒有理由繼續躲在謊言背后了。

        盧卡·尼科里:

        說到防御,最近當我走在街上的時候,我心里會琢磨一些可以放進這本書里的點子。然后我碰巧想到了防御機制。我問我自己:“防御的到底是什么呢?”我們防御的是焦慮……

        安東尼諾·費羅:

        ……無法忍受的焦慮。

        盧卡·尼科里:

        沒錯。所以我在想有沒有其他的比喻體系,因為傳統觀點是一種軍事比喻,防御由阻抗和攻擊構成……

        安東尼諾·費羅:

        還有人在用那套東西嗎?

        盧卡·尼科里:

        顯然是的。也許我們可以重新考慮心理防御,比如,防御作為一種自我表達的模式。我們是否應該考慮防御積極的、交流的一面,并修改這個比喻體系,從而促進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呢?

        安東尼諾·費羅:

        有時候對患者來說,分析會變得很無聊,他們會說精神分析真是一門老掉牙的學科,有股子陳腐、發霉的氣味,聞起來就像老奶奶的衣服。因為我們還在使用一些早已過時的理論設備。這就像在今天的手術室里還要使用1902年生產的手術刀,其實電刀早就被發明出來了,如今我們甚至還有激光手術刀。許多概念已經屬于歷史了,曾經它們是非常重要的、有價值的,但是現在我們不再需要它們了。

        讓我們快速回顧一下精神分析的歷史:在弗洛伊德之后,我們有梅蘭妮·克萊因,她應該得到一個諾貝爾獎,因為她指出內在現實和外部現實一樣真實,而且她展現出不可思議的勇氣:在倫敦遭受空襲期間,V2火箭彈在她工作的房子上空飛過,她還能夠繼續詮釋她的患者理查德所畫的畫,把V2火箭彈視為理查德想要攻擊母親的乳房。當炮彈從你的頭頂飛過,只有瘋狂的人才會說那是對乳房的攻擊,對吧?

        有一些革命性的觀點。想想溫尼科特或者比昂。然后我們還有許許多多無用的廢品,那些是我們不再需要但是仍然隨身攜帶的概念觀點。由于這個原因,精神分析變得令人厭煩。分析師不會回答你的問題,分析師不會和你握手,分析師不會祝你復活節快樂,分析師除了詮釋什么都不做,分析師知道一切但讓你感覺自己很蠢,分析師用嫉妒或者另外一些他固守的概念解釋一切問題。精神分析需要卸下這些重擔。分析師應當是一個只拿著手提箱就去旅行的人。你知道那種可以手提的小行李箱吧,就是那種可以帶上飛機放到頭頂行李架的小手提箱?那才是我們應該用的行李箱,而不是裝滿了兩個世紀前的精神分析工具的十幾個大箱子。輕便的行李,拎包就走。你知道西方電影里面的牛仔吧?他們都有些什么呢?一匹馬,一條套索,一把溫徹斯特左輪手槍。有時候還有一個平底鍋和一些豆子,僅此而已。一個帶著一整套行李的牛仔,那是聞所未聞的。

        盧卡·尼科里:

        我立刻想到了幾個問題。首先,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機構是否已經徹底放棄了維持內部凝聚力的所有嘗試,并且為理論的變遷而哀悼?臨床醫生會去閱讀過去10年的文獻,以及一些經典著作。精神分析師則要追溯本學科的起源,不得不閱讀弗洛伊德、費倫茲、亞伯拉罕、安娜·弗洛伊德、克萊因、溫尼科特、比昂、科胡特、格林、拉普蘭什和彭塔利斯、梅爾澤、羅森菲爾德、博拉斯、海曼、埃切瓜揚、奧格登、克恩伯格、奧拉伊格納、米切爾、加巴德、麥克威廉姆斯、巴蘭哲,如果他們足夠勇敢的話,或許還要讀拉康。這樣一個片面的清單,其實還遺漏了許多精神分析學者。我沒有列出意大利精神分析學家的名字,因為他們可能有幾十個之多。只有學習了這些人的理論之后,精神分析學習者才能試著追上當代精神分析理論,與此同時,這些理論也在迅速發展。

        似乎每個人都在構建自己的個人理論,但是我們難道不是在冒險讓大家置身于混亂之中嗎?讓大家難以找到彼此交流的橋梁嗎?我不知道,也許這是一個契機?因為這樣我們就有可能會像自閉癥患者那樣,每個人都迷失在自己的世界當中,很難交流,很難在觀點上聯系起來。每個分析師都有自己獨特的對于理論和學者的移情,因此每個觀點都有自己的崇拜者,不能棄之不顧。那么,我們該怎么辦呢?我們是把所有觀點都保留下來,還是要投票決定壓制哪些觀點呢?

        安東尼諾·費羅:

        我們就像一個兩百年來沒有清空過屋里衣柜的家庭,就像某些精神病患者那樣不斷地在囤積、囤積,所以我們有許多屬于精神分析歷史的概念,但是都已經過時了。出于這個原因,一位分析師在旅行的時候還要拖著24節車廂,車廂里裝滿了已經沒用的垃圾。

        盧卡·尼科里:

        讓我們樹幾個敵人吧:請告訴我三樣我們需要丟棄的東西!

        安東尼諾·費羅:

        弗洛伊德的著作。

        就今天的臨床應用而言,它是沒有用的:讀弗洛伊德的著作不能幫到你的臨床工作。如果你在讀弗洛伊德的著作的時候,關注他所用的方法,你就會發現事情不一樣了,弗洛伊德總是敢于做出改變。如果我們總是說“這是弗洛伊德說的”,那么我們對他就太不公平了。不是那樣的,他是說了一些精彩的東西,但是他留給我們的、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是他的方法。除了一些一般觀點,比如夢的重要性、潛意識的重要性、性的重要性,我認為他提出的幾乎所有概念(在現在)都跟他當初所理解的不一樣了。如今,我們許多人已經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樣去理解潛意識了,弗洛伊德所說的性也不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性了。所以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必須要去讀弗洛伊德的著作了,除非因為我們就是單純喜歡,熱衷于了解我們祖父母那個時代的歷史,或者想去讀一些有趣的臨床案例,但是千萬不要照著那些案例對我們的患者做同樣的事情?!独侨恕罚╓olf  Man)這個案例當中提到一個夢,說窗外有一匹狼,它的耳朵是豎起來的?;颊咧v述了他小時候做的這個夢,以及他是如何看到原初場景的。但是今天看來,患者想表達的意思顯然跟弗洛伊德的詮釋是不同的,“我一想到你就在我身后,耳朵還豎著,好像隨時準備把我撕成碎片,這讓我感到很受壓迫!”

        如果我們思考一下弗洛伊德解夢的方式,去尋找夢的凝縮、置換、象征化,我們也可以想一想:現在誰還會按照這種方式釋夢呢?今天,我們釋夢的方式已經不一樣了。

        盧卡·尼科里:

        那么,假設你是圣馬利諾精神分析協會的主席,你必須要主持一項培訓工作,你是否會建議總結一下弗洛伊德的著作呢?我想到了奎諾多茨(Quinodoz)寫的《閱讀弗洛伊德》(Reading  Freud)和另外一些人寫的綜述。

        安東尼諾·費羅:

        我曾經開玩笑地假設自己是芬蘭精神分析協會的主席,那個協會大約有40個會員,他們不像我們這么頭腦發熱,顯然也沒有我們這么熱情。我會讓他們去讀弗洛伊德的臨床病例:他們是一群有意思的人,因為他們來自另一個時代。當弗洛伊德去拜訪那個可憐的18歲女孩的時候,他談到她對他的性的感受,那個女孩夢見了一場大火,然后中斷了她的分析。如果在21世紀初,一個心理醫生告訴一個18歲的女孩“你對我有渴望!”那么這個女孩恐怕是不會夢到房子被燒的,也不會逃跑或者停掉分析。這些事情是如此明顯,我們卻視而不見,這真是讓人不解。所以,如果我是圣馬利諾精神分析協會的主席,我會讓他們讀一讀讓·米歇爾·奎諾多茨的優秀著作,因為我們必須了解我們學科起源的基本知識,并培養一些對歷史的品位??Z多茨寫得非常好,他闡述了弗洛伊德的觀點在后來是如何演變的。正如我所說,我會讓他們讀讀弗洛伊德的臨床案例,就是這樣。我會花1/10的時間在弗洛伊德身上:這似乎已經足夠了。然后我會讓他們讀一讀溫尼科特,因為他非?;钴S、非常重要,他講的東西仍然適用于當下的臨床實踐;也不該漏掉克萊因,因為她提出“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一樣重要”這樣革命性的觀點。然后,還有比昂,因為他的方法很好。但他的工作很糟,如果你讀過他寫的《對聯結的攻擊》(Attacks  on  Linking),你就會明白他并沒有脫離克萊因。從他的工作方法來看,他仍然是克萊因主義者,他對患者說了很多荒唐話。他曾經對患者做過這樣的解釋:患者說看到了某個人的手,感覺有人在用刀子刺自己。比昂對患者說你有幻覺,而不是去嘗試理解他所說的什么話讓患者感覺被刺傷了。但是比昂也主持過許多研討會,他確實給了我們一些工具,比如阿爾法功能,他也給了我們許多啟發,讓我們能夠發展出新的理論,進入未知的世界,格洛特斯坦也是如此。更不用說那個“麻煩制造者”奧格登,我稱他為“麻煩制造者”,是因為他迫使我們重新思考、重啟思考。

        不過我要重申,我會帶著一套非常輕便的行李去旅行;一個人要成為一個優秀的分析師,我認為他應該做過一個長期的、足夠好的分析,之所以說“足夠好”是因為沒有完美的分析存在。他應該做過一個很好的分析工作,用鋤頭鋤地,或者用拖拉機;使用什么工具其實不那么重要,因為在分析中,可能發生的事情比我們已知的事情要多得多。精神分析研究正在探索這些工具。那是我們的未來,去找出分析為什么有效。不過,隨著我們發現得越多,我們就越能夠放棄祖母的羽毛帽。諸如“陰莖嫉妒”這樣的觀點是荒謬的。說到這個,有個關于兩個小孩的笑話,你聽過嗎?

        盧卡·尼科里:

        跟我講一下吧。

        安東尼諾·費羅:

        有個男孩走到一個女孩面前,給她看他的陰莖,這個男孩感到很自豪,對女孩說:“看,我有這個,你沒有!”女孩不慌不忙地拉下她的內褲,說:“是的,但是有了這個東西,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這個笑話應該足以消滅陰莖嫉妒這個概念。陰莖嫉妒是什么東西呢?當然,在1892年的時候,女性可能會嫉妒男性所享有的自由,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諸多好處,但是今天考慮陰莖嫉妒還有什么意義呢?

        盧卡·尼科里:

        另一方面,有很多分析師樂意去做不同形式的心理治療,與精神分析類似,但又不一樣。在一些地區,人們會把弗洛伊德理論作為基礎,但是使用有法國傳統的操作技術,所以他們所做的精神分析與你我都不同。這個時候,人們不禁去想,是不是真的需要做一些臨床研究呢?無論是在患者的幫助下,還是通過分析師的觀察,通過嚴謹的測試,甚至使用神經成像方法,總之經由這些研究來看一下特定的技術、概念、觀點在臨床實踐中是否有用,以及是如何發生作用的。我擔心在諸如此類的科學研討會上,我們的討論最終搞得會像政治辯論那樣。每個人都帶著有趣的想法和經驗,還附帶著許多案例作為例證。但是這有沒有變成意識形態的玄論的危險呢?我們成了一群樂于自證又相互競爭、分裂的單子(monads)呢?

        安東尼諾·費羅:

        我不認為“法國式”的分析是沒用的;我要說的是,精神分析具有一種使人變革的潛力,即便我們使用的是最古老的工具,最終也會產生效果,因為真正重要的是(作為患者)我如何感受到被傾聽、我如何感受到被理解、我的投射性認同如何被分析師的心靈所接受,以及分析師是如何改變它們并以思想的形式將它們歸還給我的。重要的是,這兩個心靈一起在做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我們還不知道這些過程是如何發生的。實際上,盡管有些分析師很笨拙,但很多分析仍然有效。

        如果我們要談論一下政治和精神分析,那么我認為這兩個學科仍然處在中世紀,我們仍然處在那個貴族當道的時代。有許多貴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領地。

        盧卡·尼科里:

        或者他自己的場地。

        安東尼諾·費羅:

        或者他的場地。每個貴族都有自己的領地,我們都知道如果有人膽敢在國王或貴族的領地上獵鹿的話,他的下場會是什么[3]。精神分析也類似。甚至有的地方整個地區都是一個特定的取向:我們知道芝加哥的精神分析師會做什么樣的分析,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精神分析師又是什么樣的風格,諸如此類。

        所以,在精神分析世界中,地理和權力是緊密相連的。巴黎精神分析協會的精神分析與英國的精神分析是完全不同的。

        做研究的主要困難是缺乏適合的研究工具,確實如此,我認為我們仍然處于流行病學研究的水平。我們還沒有開發出適合的工具,我們現在擁有的工具相當粗糙。找到一些新工具會大有好處。

        然后就是這個大麻煩了,盡管我很希望每個人都能把精神分析看成一門科學,但我仍然認為從某個特定的專業角度來看,精神分析不可避免地變成了一門藝術。我相信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其他科學領域。一位資深血管外科醫生當然屬于科學領域,但我相信,在某種程度上,血管外科醫生可能會實現一種飛躍,讓他成為一名獨特的手術刀藝術家。盡管他的臨床操作絕對是實用的!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分子生物學家、外科醫生,甚至在硬科學領域,也會出現一個變化進程,使得他們與藝術接壤并且相融。我認為在有限幾個幸運的時期,這也在精神分析中發生過,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找到能夠評估這些藝術方面的定量工具就變得非常復雜、非常困難,但愿我們有一天會開發出新的測量工具!

        不過在這個地方,我們不能認為,所謂的精神分析研究就是去計算分析師在分析當中使用“分離”這個詞的次數,然后試圖證明“分離”這個詞使用率高的分析比使用率低的分析更有效。像這樣的研究水平太粗淺了,所以我希望未來我們能夠做一些更有意義的研究,能夠捕捉到分析過程的核心所在。

        這種有意義的研究并不容易,因為很難在分析中插入一個觀察者,更不用說我們到底要去觀察什么東西。我們是否應該像托姆(Thom)和凱奇勒(Kchele)那樣,對分析進行錄音錄像,再對此加以研究呢?不過,有錄音錄像的分析和沒有錄音錄像的分析還是不同的,對分析師、對患者來說都會有所不同。

        我仍然認為,呈現某次分析的最好方式是在這次分析結束后重新把它寫出來,或者在分析當中做些簡要筆記。盡管相對于分析會談的實質“O”而言,這些記錄不可避免存在偏差,但是畢竟由此我們可以研究患者(基于“O”)的敘事衍生物。這和督導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如果我把某次分析錄了音,我不得不用錄音時同樣的時長來回顧所有這些材料;相反,一份事后重述的案例報告是經過了“過濾”的,也就是說,過濾掉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保留那些最重要的內容,這會更容易進行督導。

        盧卡·尼科里:

        所以,我認為你所觸及的核心主題是過去和未來之間的關系,或者說我們應當為未知所留下的空間,以及我們必須犧牲和放棄的東西:就像分析會談是如何被“過濾掉”的,精神分析認識論的關鍵問題是在多大程度上去“過濾掉”那些理論?

        安東尼諾·費羅:

        我想再補充一點,用一個更有力的比喻:我非常害怕癱瘓和石化,我把分析師想象成那種帶甲殼的動物;我想象著他后背上馱著一幅甲殼在爬行,這幅甲殼就是他的房子,代表的是弗洛伊德的著作,而且我不喜歡想象他肩膀上還扛著沉重的鈣質結核。我不希望分析師是這樣的物種,我希望分析師這個物種能夠放下那些無用之物,向前進化。

        現在,當ISIL(“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正在摧毀帕爾邁拉紀念碑的時候,世界各地有許多精神分析師正在“全速倒車”,試圖回到幸福的20世紀20年代或者30年代,因為未來讓我們感到害怕;新鮮事物讓我們這個種族感到恐懼,新物種讓我們感到恐懼,我們不了解的一切都讓我們害怕,部分原因是當我們面對新事物的時候,我們自己內在的“異己分子”(alien  elements)也被激活了。

        我不知道,我是個好人、中產階級、來自一個好家庭……那么我身上怎么會有“異己分子”呢?

        誰想了解那些東西呢?我為什么要認識它們?有什么原因讓我必須要和它們打交道嗎?

        如果有人來給我一點安慰,讓我感到安心,那我就可以回去繼續做一個圖書管理員:每個星期六晚上和我的妻子一起吃頓飯,撫養那幾個日后也會成為圖書管理員的孩子,那么我為什么非要去觸摸那些東西呢?

        畢竟,分析應該是這樣的:保持連接,不要讓城市的道路堵塞,不要設置交通禁令,能夠在我們頭腦中的街道之間自由穿梭,并且把心靈當成一個不斷拓展的存在。

        所以,激進主義者身上有些東西值得關注。如果我們繼續盲目崇拜我們已知的東西,我們就會變得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遺產。在這里,我想談談美國人現在是多么幸運,因為,雖然有人批評美國的精神分析,但是當今美國的精神分析比那些還在跳華爾茲的地方的精神分析更加鮮活,盡管華爾茲是有它的魅力的。

        我最近去過斯托克布里奇,那里有世界上最后一個對嚴重患者進行全面治療的精神分析中心。我必須說,他們完全不懼怕新鮮事物,他們非常容易就可以接受新東西,并對此表現出很大的熱情。我認為這種開放性是因為:當我在斯托克布里奇的時候,同事們為我所住的酒店感到驕傲,酒店名字叫做“紅獅酒店”,建于1770年,就像是美索不達米亞的遺跡!

        所以,他們的思想、他們的領域并沒有被已知的東西完全占據。這也反映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當要搬到舊金山或紐約去生活的時候,他們只會帶著輕便的行李,而把那些舊家具存放起來。他們只帶幾件衣服,騎著自行車就能踏上旅途,而他們的家具就被留在某處。

        與之相反,我感覺我們歐洲人很難脫離我們的模式,很難頂撞我們頭上的貴族。部分原因在于,這些大佬對理論、對人仍然握有“生殺大權”。

        盧卡·尼科里:

        我們在談貴族,權力在貴族家族內部世代相傳。我們的分析師、督導師就像是我們的“分析之父”。你怎樣才能不回到封建時代,又成為一個分析師呢?

        安東尼諾·費羅:

        首先,我認為要成為一個分析師,你需要完成一個好的分析、一個長程的分析、一個有趣的分析:在我看來這是必不可少的。我認為督導有助于我們理解各種流派的工作方式:我不希望有兩個完全一致的督導師,我希望這兩個督導師來自完全不同的精神分析流派,他們可以向我講解各自的工作模式之所以有用的原因,然后我會做出選擇。

        也許我甚至會花半年時間在不同的督導師那里做督導,嘗試不同的味道:櫻桃味,還有芒果味。最重要的是,你需要品嘗異國水果,順便提一下,我還記得當一些從未見過的水果進入意大利超市時的那幅場景。我們必須學會對新鮮事物保持好奇心。

        其次,我會簡化一些程序,比如,我們意大利精神分析協會要求受訓分析師要接受兩年的督導,這里面有一個問題:督導所針對的患者在這兩年內是否不得更換,只能是一個人。我們的理由頗為復雜:我們說督導下的分析必須在同一個患者身上至少進行兩年以上的時間,只有這樣才能看到分析過程的展開。但是,我認為在單獨一次分析中,我就可以看到這位受訓分析師是如何工作的,單純這一次,或許我作為督導師就可以幫他做得更好一點。比如,某個受訓分析師來找我做督導,他幾乎從未聽過我談論“場域”這個概念:我一般不會在督導中主動使用這個概念,除非后來他對這種理論的熱情被激發了起來。顯然,他也不會聽到我談論移情——反移情這些觀點。他將聽到我談論的是:在分析情境下正在發生的活生生的事情,那里只有他和患者,而我則幫助他使用手中可以使用的工具,即使他并不知道這些工具的名字。

        [1]  指劉易斯·卡羅爾1871年所寫的《愛麗絲鏡中奇遇記》(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一書。

        [2]  “我不會不惜一切代價去堅守一套理論(整合在一套理論之下)。有時候,你必須像蜥蜴那樣犧牲掉尾巴來救自己。所以,有時候整合和分裂同樣重要。也許在前進的路上我們不得不失去自己的某些方面,就像蜥蜴放棄它的尾巴,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進化?!保ò矕|尼諾·費羅)

        [3]  英譯者注:指的是歌手法布里齊奧·德安德爾(Fabrizio  De  André)創作的傳統民謠《格奧爾迪》(Geordie),這首歌在意大利廣為流傳,其中有幾句歌詞如下:啊,我的喬迪會被吊死在金鏈上,那條鏈子并沒有多長,他只不過偷了國王的16只御鹿,把它們賣到了勃亨尼那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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