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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際漫游:當代精神分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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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夢

        書籍名:《星際漫游:當代精神分析指南》    作者:安東尼諾·費羅



        盧卡·尼科里:

        因此,我們最后來到了夢的跟前。弗洛伊德教導我們,夢在我們的內部世界舉足輕重,我們對此表示同意。如今,每10位分析師里面,我們就會發現11種不同的釋夢方式。夢描繪了患者的內部世界,標志著他無意識的欲望、他與其他人的交往方式,表現了他與分析師的關系,或者他正在經歷的分析階段。它為無法表征之物賦予形狀。

        在這個迷宮中,當代精神分析似乎將焦點從夢的隱性內容轉移到顯性內容。事實上,詢問有關夢境的聯想這個普遍習慣最近正面臨質疑。在通往無意識的捷徑上有“待盡之事”(work  in  progress)嗎?

        安東尼諾·費羅:

        由于我們必須從過往開始理解奧格登(Ogden),我會想到卡德爾·巴卡(Calderón  de  la  Barca)編劇的《生活是一場夢》(Life  is  a  Dream)。我想說的是,整個精神分析小節就是一場夢,因為分析小節來自于這樣一種假設,按照弗朗西斯科·可拉奧[1]第一個學生阿爾多·科斯塔(Aldo  Costa)所說的(我們不應忘記他),分析師經歷的首個喪失就是喪失現實。甚至從你進入分析的那一刻起,患者說的每件事無論如何都不能被當成現實對待。

        我覺得夢真的是最不應該被詮釋的,但夢是可以游戲的。比如,有一些夢,其中并沒有什么可以詮釋的內容。有一位才華橫溢的外科醫生,每周做四次分析,他有一個夢。他是一個靠“毒品”來維持生活的人,“毒品”就是他身邊越來越年輕的女人們,他試圖阻止自己從40歲增長到45歲、50歲、55歲,變老可不是一件開心的事,其實每個人都在試圖阻止自己變老。有些人會買一輛保時捷,有些人會像他一樣采取這種權宜之計,擁有這些年輕的女人,越來越年輕,現在他選擇的女人的年齡已經到了“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我覺得很神奇的是,他做了一個夢,因為他有一個很年輕的情人。在夢中,他在做著手術,但是在患者的腹膜囊里卻有一些黑莓,然后這些黑莓被壓榨過濾出一種特殊的液體;再把這些黑莓汁給一些絕望的孩子喝,然后這些孩子就停止了哭泣。我們需要什么神機妙算才能理解這個夢嗎?我很想馬上問他:“斯特拉(指這位外科醫生的年輕情人)是金發還是黑發?”但這種猜測也可能是危險的。所以我一直等到那次分析小節后面的時間才問他這個問題,等到斯特拉再次出現在我們的分析場域的時候。他回答說她是黑頭發,所以一聲清脆的“哈哈!”就足夠了,這就是對夢的詮釋。這個夢的含義就是黑莓是用來讓孩子們停止哭泣的,而這個夢是如此的不證自明,沒有必要去詮釋。

        顯然,這一切也都是有理論原因的,但是現在我想說的是,夢就像是孩子的游戲,它已經很先進了。我們不是一開始就學會處理黏土,揉捏它,做個玩具士兵,然后拿更多的黏土,做一把刺刀,放在士兵的手中,然后再做一個印第安泥人;夢已歷經演變,我們已經在處理印第安人和士兵的戰斗了。最難的部分是第一步:找到黏土,找到印第安人的顏色,再多拿一點黏土;這是先前的一切。夢是最后一部分,在α功能的作用下,從感覺到象形符號,所有這些過程都已經在上游完成。而夢就已經做好了,就像那道菜已經料理好了,所以不需要解釋,已經是現成的了。孩子們得到黑莓就不哭了,我還能說什么?為什么不就讓它(夢)這樣呢?有人可能會說“也許一顆紅莓也可以,不一定非得是黑莓!”但這已經再明顯不過了。

        精神分析是一個簡單的東西,我們精神分析師長期以來一直試圖把它弄得盡可能復雜和晦澀,就像神秘的畢達哥拉斯秘密(Orphic-Pythagorean  mysteries)。精神分析是一個極其簡單的過程:講的是我們如何在一起,如何消化現實的殘酷。這就是德弗洛(Devereux)[2]提到的原始部落所做的事情:當夜晚來臨,他們就開始講述夢,講述故事。這就讓現實可以被修通。

        盧卡·尼科里:

        所以如果我沒弄錯的話,你認為精神分析過程的核心在于夢見雙方能力的擴展,讓患者獲得一些工具,增強他代謝現實的能力?

        安東尼諾·費羅:

        現在的焦點在夢上:這個面向很重要。讓我舉一個例子。和一位受督導者會面的時候,我通常會問他:“最近怎么樣?”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問題,他回答說他去了那不勒斯(Naples)和龐培(Pompeii)?!拔覀冏惠v吉普車上了維蘇威火山(Mount  Vesuvius),這輛吉普車瘋狂地顛簸著,我們只是去了維蘇威火山口附近,煙從火山口冒出來,然后還有一些奇怪的那不勒斯人,他們說著一種讓我們難以理解的語言,對我來說就像阿拉伯語,我一個字都聽不懂。和一個了解這個語言的人用英語交流比理解那不勒斯語容易多了?!痹陂e聊了幾句之后,這位被督導者繼續向我講述他與患者的會談。那是一個相當枯燥的過程,這個患者一直在談論孩子。這個患者有點像我之前舉的例子,她的姨媽是一個修女,她是幼兒園老師,她們倆基本上花了所有的時間來談論孩子、便便、噓噓、尿布,總之,全都是關于孩子的事情。

        所以,如果我們認為夢的狀態不僅屬于分析情境,而且與分析情境的任何工作都有關,那么也與督導有關,如果我們把所有事(某個分析中,看似除了談論一個孩子在哪里尿尿,另一個又在哪里便便,就沒有其他什么內容了)都看成是在督導框架中與督導師的交流,那么我認為受督導者是在說,和患者一起,我們正接近一個很熱的地方,維蘇威火山,我們開始靠近一個所有人都在說著奇怪語言的地方,那是一種難以理喻的語言,因此,我們似乎從世界的北面帶著幫寶適(Pampers)尿不濕搬到了這個語言完全聽不懂的、混亂的阿拉伯世界。這一分析小節與這一督導小節是完全對等的,一切都從第一句溝通開始,當患者進來了,說昨天他去了哪里,發生了什么,一些簡單的閑聊。如果我們把所有的這些都視為場域,那么督導就是從我們打開門的那一刻開始,直到我們和患者說再見的那一刻為止。

        這樣我們就發揮出了獨特的分析之力,那就是夢,我們說分析工作的本質作用正是能夠轉變成夢,也就是說,在一段敘述中意義被共享,所有壓在那里的東西都是一種癥狀,例如焦慮、不安、分裂的部分,這一點與奧格登(的說法)是一致的。如果我們想象一張報紙被撕成100片,我們把這100片放入肝臟,那么就會發展成一種患有肝病的疑病癥。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成功地把這些碎片粘在一起,變成一整張報紙來閱讀,肝臟就被治愈了,我們就知道這張紙在說什么了。我想說的是,正是分析師把精神分析變成了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因為它真的非常簡單,你需要做的只是持續思考。一旦我們和患者在一起時,交流對我們是最有利的,對他也是最有利的;只要我們不去指責他,不去說所有都是他的錯,不指責他的攻擊、誤解、嫉妒,這就足夠了。想象一下如果我們遇到了一個朋友想要和我們談談,我們這樣告訴他:“你在阻抗,你很嫉妒,你攻擊設置,你的阻抗是……”所以我要從分析的簡單性和它是如何變得復雜說起,還有一些我在這一行工作了40年還不知道如何發音的詞匯說起。我知道怎么用法語說àpres-coup[3]這個詞,用德語我就不會說了。為什么我們要把這個問題搞得過于復雜?讓我們把這種情況稱為重新賦予重要意義(re-signification)。我們精神分析喜歡把自己搞得難以理解。

        盧卡·尼科里:

        不久前,托馬斯·奧格登將詮釋(interpretation)的概念從“提出一個詮釋”擴展到了“一個非結構對話的解釋功能”。

        安東尼諾·費羅:

        像做夢一般談話。

        盧卡·尼科里:

        沒錯,像做夢一般談話。在你看來,這種方法中需要注意的風險和契機是什么呢?

        安東尼諾·費羅:

        風險是患者被治好了,他感到好多了,一種分析的方法被另一種取代了。

        盧卡·尼科里:

        好吧!

        安東尼諾·費羅:

        也就是說,對于兵馬俑(Terracotta  Army)來說風險是真的存在的,如果他們身體里面有一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一直在播放著陳詞濫調的話。畢竟最嚴重的恐怖癥就是廣場恐怖癥(agoraphobia),是對思考的恐懼。

        即便我們物種演化出的最新功能就是思考,我們還是一個不愿意思考的物種。嘔吐、排便,很多進化程度不那么高的物種已經可以這樣做了。思考是我們人類最新的功能,但這是我們不想做的,所以我們才會遭受廣場恐怖癥之苦。什么是廣場恐怖癥呢?它是對思考的恐懼,是對開放空間的恐懼,是對我們不知道的東西的恐懼。

        最近,我讀到一位意大利科學家的文章,由于一對脈沖星的發現,他證明了愛因斯坦的理論的正確率達到了99.95%。研究人員補充說,這個發現的科學趣味在于不符合的0.05%,瑕疵的背后是什么?還有其他什么觀點嗎?新理論?

        然而,我們精神分析師們有時會有幽閉恐懼癥(claustrophobic)傾向,我們總是希望自己的完美理論能夠一直為我們提供保護,我們會想要能夠待在我們的辦公室里,保持自己在一種神性(divinity)的狀態中。因此我們忘記了當我們身處其外的時候……

        也正是這個原因,我們會想把精神分析當成撬棍來使用,對抗所有現實,試圖不去體驗渺小的感覺。我們相信自己要比例如骨科醫生、皮膚科醫生或水管工更重要。

        相反,我們做的工作和其他任何工作一樣,我們的工作在對精神痛苦上是有用的。關于這一點,我們確實比骨科醫生了解得更多。

        盧卡·尼科里:

        既然我們在討論奧格登的夢的理論,他堅持認為即使分析師參與了患者的夢,這個夢畢竟還是患者的夢。那我怎么知道我是否占用了患者的夢或電影呢?

        安東尼諾·費羅:

        對于奧格登我懷有一份特別的喜愛,但是我也不完全同意他這一說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患者的夢總是會被污染,我們甚至可以說一些源自分析師幻想生活的東西和分析師自身的創造性,也會支撐和充實(患者的夢)。有一些缺失的部分是分析師需要彌補的;毫無疑問的是,一位足夠誠實的分析師要允許患者盡可能地觸及他的夢,去夢到并且使這些與他自己生活和故事相關的變化發生。我認為這兩者的心靈之間的污染在某種程度上是絕對無法避免的,甚至我認為是可取的。

        盧卡·尼科里:

        這個回答又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我們曾經用有關16世紀藝術家的描述來比喻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之間的區別,分析師通過減法工作,就像雕刻家“剔除”大理石來制作雕像,而不是通過加法,比如黏土雕塑。這種方式建議分析師不要把自己的任何東西添加給患者。撇開這種劃分看上去相當理想化和不切實際的事實不談,現在,當有人說精神分析師豐富了患者的思想,我們不得不認為他描述的是一種與教科書上的分析師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操作。

        安東尼諾·費羅:

        我想說兩件事。我意識到自己總是在給出一些迂回的答案,這是因為在我看來直接對答案做出回應會產生阻塞效應;因此,用這個問題來引出一條切線似乎更有成效,這或許會讓我們回到某種答案上來。

        第一點我想說的是,我不想錯過這個機會去說的是,如果分析師越來越多地學會如何表達“這個我不知道……我對此不是很清楚……我們還并不知道”,我想我真的會很欣慰。我也在指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的區別。有人可能會提到有成百上千種有關于此的理論。我想說還是有差別的,但是我還說不出差別是什么,我喜歡說“還”,因為總有一天我們會知道得更多,當我們了解了這一點,還會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

        另一個與這一點密切相關的主題就是治愈因素(healing  factors)。我們不知道治愈因素是什么,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知道了一點,所以我認為我們所知道的治愈因素列表是絕對有效的,第一個因素是將意識過程……將無意識過程意識化。

        你看,我剛才就出現了口誤,也許是因為真正的治療操作是讓過度意識到的東西變得無意識,把一個過于具體的現實變成一個可以夢想的現實,還有其他我們知道的因素。但我認為我們最感興趣的是非特異性治療因素。

        我所說的非特異性治療因素是指什么呢?非特異性治療因素存在嗎?不,它們根本就不存在,它們是所有那些我們所不知道的方面,包括:在治療小節中,我們做了許多自己一無所知的心理手術,這些手術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有點像是在克萊因之前,投射性認同是如何(不知不覺)完成的。顯然,投射性認同在(人類)肇始之初就存在了,但是從克萊因開始,我們才將它們辨認并識別出來,對于所有其他存在的非特異性治療因素亦然,它們使克萊因學派、弗洛伊德學派和奧格登學派的分析大致上以相同的方式運作。當然,事實仍舊是我們不知道這些因素都是什么,我們總是需要臨床研究來給這些特定方面命名并確立其地位。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最初的問題上來……

        盧卡·尼科里:

        對,我問的是精神分析師對(患者)心靈的豐富。

        安東尼諾·費羅:

        我想說的是,關于這個方面,我會想要談點兒遺傳學(的東西),也就是說,是的,也許你甚至可以克隆一個孩子,但是這不是給他的最好的禮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用分析師“滋潤患者的心靈”這種方式去描述,這種描述下的分析師的角色似乎太過積極主動了。我認為分析師使用工具,促進創造性,參與到氛圍(atmosphere)當中,使特定的氛圍成為可能,允許自己幻想,打開阻塞的感覺,走過被灌木叢堵塞的道路,走過無法通行的道路。但是我相信總有一種共同建構(co-construction)、共同敘述(co-narrative),我會說,這種分析師和患者能夠一起共同做夢。精神分析,即兩個心靈的產物,因此,似乎不太可能設想,(患者的)精神生活是在不被撒上一丁點兒分析師的面粉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

        盧卡·尼科里:

        分析師的面粉從何而來?有些人會說,是從自由懸浮注意(free-floating  attention)而來。通常情況下,當我進入自由懸浮的狀態時,一種微妙的表現焦慮(performance  anxiety)就會壓倒我。我是否太接近患者的文本(敘述)了?我是不是太分心了?我是否在通過理論來過濾(信息)?我感到非常無聊,就讓這個小節結束吧!所以,自由懸浮注意到底應該懸浮在什么位置呢?

        安東尼諾·費羅:

        我覺得自由懸浮注意屬于不同的范式?,F在我們從場域這個角度、從夢的場域的角度來理解分析小節,分析師的心理功能須要更具夢想性,這種功能將夢的總體結合起來,從而能夠一起做夢,能夠將我們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夢放到場域中來進行工作:夢中的轉化,游戲中的轉化,并把整個分析小節當成一個夢;所以我認為我們的心理功能、我們的注意應當是一種柔和性、接收性的聆聽,因為患者應該獲得聆聽,我們也必須對他的交流加以注意。所以,我會認為這種類型的傾聽與其說像瑞士奶酪有洞洞(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自由懸浮注意的風險),不如說更像羊乳清奶酪,新鮮得可以捏(變形),柔軟而具有感受性,但這需要一把叉子或勺子才能發揮作用。所以我認為許多概念,包括自由懸浮注意,應該開始陳列到我們的展示柜中去了,就像過去的某些手術工具一樣,外科醫生或牙醫的櫥柜里也放著它們作為裝飾。

        盧卡·尼科里:

        在接受訓練期間,我經常被告知說我們最好是去使用患者自己提出的比喻。有一點是出自選擇,一點是緣于偶然,我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對患者的言語進行重新措辭,向他提供他的話語在我心中喚起的隱喻。我意識到,也許這些并不是沉思,它們只是簡單的場景或意象,但也許在描繪、從另一個角度看待事物、培養做夢的能力方面是有益的。所以,我想問你的是,在你看來,(向患者)提供隱喻的意義在哪里,以及這個活動是如何發揮作用的。

        安東尼諾·費羅:

        我想七成的精神分析工作都是你剛才描述的那樣;說“我們應該只使用患者的隱喻”,這實在荒謬至極。這是無稽之談,大寫的無。若循此規,我們永遠無法帶來任何患者所需要的新東西;所以我們的隱喻性工作、我們的詮釋工作,都是由隱喻承載的,有時只是隱喻,而不是沉思(reverie),因為它們非常接近我們的意識,并且涉及一些我們非常清楚的東西。另外,隱喻能夠開始傳達一些我們渾然不知的東西,這使它看起來更像沉思。我認為,隱喻總是被兩條腿支撐著,一個更純粹的隱喻關涉我們所知道的以及我們將其變為意象的東西,其余則更接近于沉思,發生在我們不知道或沒有意識到某事的時候,然后我們把它變成意象。在任何情況下,我們的絕大多數干預都是通過隱喻或者沉思,對患者所告訴我們的內容進行重新表述,有時候則是以一種混合的方式,從而使患者的話語到達不同的意識水平、去具體化(de-concretising)水平和抽象水平。如果我們仔細想想比昂的網格圖(我為使用這個術語感到抱歉),我們的工作實際上是致力于促進從貝塔(β)到其他維度的轉化。

        并且我認為分析師的工作基本上是這樣的。顯而易見的是,如果我把《賣火柴的小女孩》(Little  Match  Girl)的故事講給每一個走進來的患者聽,這就不是隱喻了,也不再是故事,這是一個阻塞型(blocking)的分析師:不要逢人就講《拇指姑娘》(Thumbelina)的故事!

        這個故事必須是在治療室里發生的,第一次在治療室里發生的故事,最好不要用太多次:隱喻、沉思或干預每次都必須是鮮活的。同樣的事情重復第三次,甚至連治療室的墻壁都會開始抱怨。

        盧卡·尼科里:

        所以你認為精神分析是一種通過建構意象和故事來達成修通,從而轉化患者或者分析雙方因為相遇而煥發生機的兩個角色的存在方式的方法。請你舉個例子好嗎?

        安東尼諾·費羅:

        《賣火柴的小女孩》!故事生動地描述了種種焦慮,這個故事就像是一個心靈處所,其中包含遺棄、孤獨、悲傷、痛苦、絕望,這些內容并存其中。這些內容其實還可以編織成其他的故事。這可能是一個有用的練習:嘗試使用以下元素來編寫故事,一個元素是《賣火柴的小女孩》當中所包含的種種焦慮,另一個元素可以是吸毒者、性成癮者、妓女、紅色旅[4]成員、原教旨主義者、連環殺手、蒙扎修女(the  Nun  of  Monza)、成績斐然的工作狂、姐姐或者素食主義——動物權利活動家等(角色)。當然,上述每個元素都可以有一個男性版本:一個男性跟蹤狂、一個患有邊緣性人格障礙的男人、一個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的男人。

        皮雄·里維埃(Pichón  Rivière,1971)曾提出一個假設,即抑郁性的焦慮(depressive  anxieties)是許多或者所有疾病的基礎,這些疾病的出現是對這種焦慮的反應和自我振作(revitalising)的嘗試,這些在《賣火柴的小女孩》這個故事里均有所體現。

        我要讀一段對話摘錄,正是這段對話讓我想起了賣火柴的小女孩,它允許患者對自己的狀況進行思考。

        患者走進來說:“我今天遲到了,只是晚了一點……我做了一個夢,昨天晚上我夢見我的朋友安娜,我至少5年沒見過她了;我們年輕的時候,每次我不得不和她分別,都會給我帶來沉重的打擊,我被一種可怕的焦慮壓得喘不過氣來。她的父親有保鏢,他之所以受到保護是因為他當時是紅色旅的攻擊目標……那時我的體重是超重的,也許在夢里我很胖,我穿了好幾件、好幾套內衣?!?br/>
        我:我們提到了紅色旅,提到了和安娜分別,那幾套內衣或許還帶給我們一些謙遜、端莊的感覺?;蛟S一套就夠了吧!

        患者:紅色旅很可怕,在我看來,安娜走開了似乎就等于消失不見了,然后我去了咖啡館小便,然后才進來。安娜真的很漂亮,或者至少男人們都喜歡她。我卻總是第二個選項,沒有人注意過我。

        我:嗯,夢里還有一個你可以使用的廁所??雌饋砗孟衲阌X得自己像是個賣火柴的小女孩,是第二選擇,甚至‘不是選擇’。至于那些內衣,似乎是避免自己成為‘輕浮女孩’的好辦法。我想起了一部電影,里面有一群妓女來到一座炎熱的小島上,這代表著一種興奮的氣氛,畢竟可以保護自己免于孤獨和悲傷。

        患者:沒錯,但賣火柴的小女孩已經是一個開始了,她一定知道一個有壁爐的地方,但真正悲劇的是斯維特拉娜(Svetlana)在《房間》(The  Room)這首詩里所描述的那樣。在詩中,你掙扎著找到第四面墻,才勉強找到了一點空間感;斯維特拉娜有一個患有學習障礙的孩子,她把她的孩子送到了孤兒院,孩子在那里餓死了。

        我:再想想看今天你只是稍微晚到了一點兒。

        這位患者向我指出,在賣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發生之前,肯定還有更多的故事:賣火柴的小女孩須要至少有一個“溫暖的壁爐”的概念、一個“祖母”的概念,盡管這些東西已經喪失了、遙不可及了。它們卻是做夢和欲求的基礎。

        盧卡·尼科里:

        所以,我們正在談論的是欲望。我的患者洛瑞達娜(Lore-dana)想要我、想和我做愛,直到昨天,這個問題還不怎么讓我煩惱:(我告訴自己)她實際上想要的是她的父親,而我只不過是他的移情性的替代者。今天你告訴我說洛瑞達娜想要和我的心靈結合,她用性角色來進行描述:“醫生,我想和你做愛”——只是這種欲望在語言上的變體。(對此)我甚至可能會同意,但是如果洛瑞達娜的思想與她的“私處”一致,那么洛瑞達娜就等于是鐵了心了,對于分析師來說,要掌控患者的欲望而又不能以移情的方式把它岔開、不引入她的父親,這不是很困難嗎?我是否應該調動起她的情緒,然后幫助她去轉化這些情緒呢?因為,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們可能會懷疑這是否與“真實的”愛情有不同,比如和理發師在一起,和那個會傾聽我們、理解我們并且觸發火花的人在一起,會發生的事情。我們做的可是一本正經的行當呀,現在我很驚慌了!

        安東尼諾·費羅:

        為什么不直接告訴洛瑞達娜:“洛瑞達娜,我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和你做愛!我們在這里相遇真是太糟糕了,正是因為在這里相遇,這是我們唯一不能在一起做的事情!”

        這樣不是更誠實嗎?尤其是如果洛瑞達娜真的很漂亮的話。我的意思是說,正是因為我們在那兒(分析關系),才阻止了我們和洛瑞達娜做愛。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就說出來:我為什么要談及她的父親、俄狄浦斯和反向俄狄浦斯(counter-Oedipus)?事實是,在這兒有位真正愛我們的洛瑞達娜,理論上我們可能也會愛上患者;因為實際存在著不對稱性和責任,所以我很難想象會如此,這就像(去設想)愛上了自己的后代,對我來說這太不可能了。但假設它可以發生,在這一點上誠實是值得的。但我們為什么不跟洛瑞達娜做愛呢?

        也許是因為,如果洛瑞達娜在超市遇見我,她看到的只會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她完全不會有任何心儀的感受。她在那里(在接受分析)的事實,以及她感到受歡迎、得到幫助、被理解的事實,會讓那種心儀的感覺產生嗎?我不會把故事、移情或者(強迫性)重復這些說法帶入其中。我想說的是洛瑞達娜確實戀愛了,但是我們不能那樣做,因為我們是在做分析的協議下認識的。如果這個比喻不起作用,我可能會告訴洛瑞達娜:“洛瑞達娜,這就像你告訴你的牙醫去(和你)做愛!但是我懷疑你對牙醫說那些只是為了不讓你的牙齒被鉆個洞!”

        我們總得找到一個不同的、令人信服的角度。例如,如果我們一點也不喜歡洛瑞達娜,我們就不會說同樣的話,我們的反應也會不同。

        盧卡·尼科里:

        既然我們不能與患者交配(mate),似乎我們所能擁有的最高的結合就是能夠站在患者所在的地方。為什么?這出于什么目的?

        安東尼諾·費羅:

        因為,我認為患者首先需要的是收到一張送貨收據,就像郵遞員帶來的收據一樣。如果你是一個孩子,你在談論一個給你布置太多作業的討厭的老師,這時如果有人對你說:“你其實是在說你覺得我在威脅你,因為我給你提了太多問題?!痹谖铱磥磉@是無稽之談。這個孩子會覺得:“這個家伙瘋了嗎?我擔心的是老師!”

        分享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患者帶著自己與女朋友、丈夫、鄰居等之間的問題來找到我們,但首先他所需要的是感覺到有人把自己放在同樣水平的位置上,與他分享并理解他在說什么。所以外顯的內容是最重要的。從邏輯上講,對于我們這些分析師來說,這些明顯的內容充滿了洞穴,在里面,我們可以建造、搜索、定居、探索,但首先要做的是確?;颊吒械剿f的內容被理解了,而不是被一種“你說這個,但你沒有意識到你實際上在談論另一件事”的方式拒絕。

        盧卡·尼科里:

        所以,從理論上講,這種理解是什么,它不僅是治療的初始階段,而且通過合一(at-one-ment)成了分析工作的基石?

        安東尼諾·費羅:

        我認為合一是個過程,這一過程發展了患者的容納能力,也就是容器的容納能力。容器的發展,這是我們分析師的關鍵功能之一,還有消化代謝能力的發展,也就是阿爾法功能和其他功能的發展?,F在,讓我來處理前兩個問題。我認為,當你聽到對方說一些你認為是送貨收據的話時,你就會意識到:“他明白我在說什么,他理解我!”

        患者說了些什么,然后你說了一些他感到和他所言很切合的話;他感到如釋重負,因為他并不孤獨,在他身邊有了一個能夠理解他的人,否則就像你去看醫生,說你感到腹部劇痛,然后被醫生告知:“張開嘴,我要看看你的扁桃體?!笨匆幌卤馓殷w可能是對的,因為也許有鏈球菌從喉嚨進入其他部位,但是如果一個患者告訴我說他胃里有一種劇痛,我就會馬上去摸胃,看看感覺如何,檢查胃壁是否有反應,是否有腹膜炎。我會從胃開始,即使胃痛可能是無數與胃無關的其他疾病的附帶現象,但是患者需要感覺到我們和他一樣,我們不是在胡言亂語的奇怪巫師。比昂論及在詮釋的意義上擴展場域的時候提到了這個(1963)。他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用詮釋把兔子從帽子里拽出來,我們至少應該和患者一起看到了兔子的耳朵。

        盧卡·尼科里:

        把兔子關在帽子里,不告訴患者我們所理解的東西,這樣做有多困難、又有多大用處呢?

        安東尼諾·費羅:

        我認為我們應該告訴患者那些他能忍受去理解的東西,這樣做也許會讓他有些不安,但不至不堪重負。因為讓一個人進來,然后讓他在震驚的狀態下離開,這樣可能會導致他被車子撞到,對我來說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覺得有時候,當我們先理解的時候,我們應該等待并嘗試(與患者)一起理解。與患者一起理解是比較合適的,盡管有時我們可能會產生一些見解,在過去的話可能會迫不及待地告訴患者?,F在,我們也可以告訴患者我們的見解,但有時我們理解的真相離表面的真相太遠了,所以我們需要花時間和患者一起朝著那些真相的方向走去;當然我們也是在假設那些真相(見解)是真實的,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真相(見解)可能被消解,失去意義。

        盧卡·尼科里:

        一位美國同事最近提到了你對分析師心靈的劃分,分為兩部分:一是分析師為患者烹飪答案的廚房,二是他“提供”詮釋的餐廳。然后您補充說,分析師應該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廚房,測量鹽、香辛料的用量,等等。

        我們怎么知道什么時候該把廚房的菜端上來呢?

        安東尼諾·費羅:

        這真的很重要。我認為,對我來說,最好的方式是分享患者交流的顯性意義。此后不久,我就開始在廚房里烹飪這些顯性的材料,當我認為它已經充分轉化或煮熟了,我就會上一碟小菜。非常小的一碟。

        盧卡·尼科里:

        一道開胃菜?

        安東尼諾·費羅:

        開胃菜!只是一個開始。我把它提供給患者,不帶強制地,給予他一個機會品嘗。在看到患者的反應后,我會決定是否可以把第一道菜也上了,然后也許會上第二道菜。加薯條或者不加薯條,多鹽或者少鹽。我可以通過聽患者對我的干預的回答來調整菜肴。這樣,廚房和餐廳之間就有了連續不斷的工作流程。這種流動總是存在的。

        我不喜歡制定詮釋,我更喜歡提供意見。我給患者一些東西,然后我看著他對我的評論的反應,并且立即和廚房(我準備食物的地方)聯系:少鹽、多糖、多醬。我努力和患者保持和諧。

        盧卡·尼科里:

        我想這一切都與患者的能力有關,即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忍受我們告訴他的東西而不覺得分析太過痛苦,對吧?

        安東尼諾·費羅:

        完全正確。我們經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患者能承受多大的情緒壓力。

        我在想一個以豹點斑的方式工作的患者:一個區域的電壓達到3000伏(在故事中,它變成了暴力,一個叔叔總是要打他的妻子或殺死她),另一個電壓為500伏(這是一個嫉妒的同事的故事),然后是低壓區(表弟總是躲在電腦前玩游戲),接下來是那個從來沒有與任何人有過關系卻一直在照鏡子的朋友,最后是那個一直用智能手機玩網絡游戲的兒子。

        自我的這些方面并不像豹子的皮毛斑點那樣彼此“湊近”、緊密相連,而是相互之間沒有維系,并被放置在非常遙遠且彼此之間沒有交流的場景中。所以出現了一系列可能的情緒電壓,從最狂暴的到那些帶有一些像是自閉癥味道的,但被分解成了非常遙遠的地理區域。

        另一種調節電壓的模式是通過調整分析訪談持續的時間來實現的:從預期的50分鐘,到僅僅10分鐘,隨著時間的推移張力得到了緩解。

        卡羅·埃米利奧·加達(Carlo  Emilio  Gadda)在他的小說《南220年的暴雷》(Un  fulmine  sul  220)中對這一切進行了非常精彩的敘述,在這個愛情故事里,本來兩個情人終成正果,卻以悲劇收場。這對情人第一次釋放他們的激情,就好像變電站大功率放電,變得不可收拾。加達又將小說命名為《識得愁滋味》(Acquainted  with  Grief)這并不是巧合,一個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認識悲愁?

        因此,一個不可避免的主題就是定量配給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所以有時你不得不采取行動,從最無害的用量,到止痛藥尚能起效的邊緣用量,比如我們上文提到的那位“用黑莓”讓自己鎮靜下來的外科醫生。

        盧卡·尼科里:

        這讓我想起了現實的喪失之苦,在夢中的訪談的轉化。幾天前,在一次研討會上,一位同事在思考一個問題:在真誠地分享悲傷的時候,在“夢著”那些人生悲劇的過程中,失去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到了癌癥診斷、孩子的死亡、婚姻的突然破裂。

        安東尼諾·費羅:

        首先,我認為第一步應該始終站在與患者合一的位置上。上帝禁止我解釋這樣的事情,愚蠢地對癌癥患者說:“你感覺到某種東西在你體內生長,那是你的情緒!”那就太瘋狂了?;蛘?,我不知道我還能對一個失去孩子的人說些什么蠢話。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合一是重要的,它意味著要注意患者顯而易見的交談。我們總是要從這里開始。我當時想的是一些只與我有關的事情,我想了多久,我應該分享多少,這是我需要考慮的事情,然后我要看看情況會如何發展。然而,我能為一個孩子去世的患者所做的,是幫助他發展代謝悲傷的能力,盡管我顯然不能把他的兒子還給他。我可以看看我們是否能夠把他生活中曾經遺留下來的問題處理好,那些他當時因為有孩子要照顧而忽視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工作,是一個內在工作,關于現實我做不了任何事。如果說有一個腫瘤,那么要去的地方是腫瘤科,而不是我的辦公室。但如果一個患者來找我,他得了癌癥,我可以幫助他發展出那些可以“消化腫瘤”、消化死亡焦慮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可以發展他用來進行思考、承受痛苦和再次體驗喜悅的工具,即使對于現實我無能為力。我不能影響一個人的現實,我不能給他一個孩子,就像我不能把他介紹給我大齡單身的表親跟她再要一個孩子一樣。我在現實中是沒用的,但我總是必須從患者的立場去接受他的視角。如果這個患者是疑病癥患者并且有肝臟的問題,我就必須乘坐宇宙飛船和他一起飛到他肝臟所在的位置。我們的電影以兩個外星人降落在一個巨大的紅色物體上開始,這個物體就是這個叫作肝臟的星球。我們得走了,電影《紅色星球》開始了。我們必須得在肝臟上待上一段時間,多虧我們的負性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接下來我們再看看我們要從那里朝哪兒走。

        盧卡·尼科里:

        負性能力總是讓我想起蘇格拉底說的“我知道我一無所知”。[5]這是一種與弗洛伊德的確定論(positivism)截然不同的態度,弗洛伊德認為“……那些(看似)無關緊要、令人費解的東西所在之處,就是我把我有意識的知識所放置的地方?!?br/>
        安東尼諾·費羅:

        這和斯維塔瑞斯所說的使無意識(inconsciare)正好相反。

        盧卡·尼科里:

        我想知道,新手分析師需要學習多少才能向他們的患者提供一種凹性(concavity),而不是不斷努力提供詮釋的凸性(convexity)。在我們職業生涯的初始,但也不僅僅是在初始,我們害怕坐在那里“無所事事”。相反,我們必須讓患者知道我們確實有話要說,對吧?因為任何人都能聽呀!

        安東尼諾·費羅:

        我想負性能力是比昂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讓我們記住,他把它描述為一種能夠站在偏執——分裂心位(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而又不受任何迫害的能力。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能否處于懷疑和無知的狀態而又不會因此感到受到威脅、內疚、驚恐的能力。在那里,就像在電影院里,當屏幕燈熄滅或者電影停了,就像過去經常發生的那樣,在那一刻不要尖叫,不要給消防隊打電話,而是坐著等有人把膠片重新粘好,讓電影繼續下去。那么它有可能是一部更加復雜的電影,在這部電影中,燈熄滅了就是電影本身的一部分。我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電影的一部分呢?我們就靜靜地坐在那里等著。

        我們必須等時間過去,等待事物形成一個定義,一個形狀。仿佛我們在目睹畢加索在畫布上作畫。邏輯上講,我們應該等待畫逐漸成形,在開展工作(即使是些無關緊要的工作)之前,讓畢加索繼續他的創作。負性能力與分析師(或者說“場”本身)能夠在分析小節中的做夢能力有關,從而能夠對癥狀進行解構,使其得到轉化。

        盧卡·尼科里:

        所以偶爾閉上嘴也是不錯的!

        安東尼諾·費羅:

        在我們什么都不懂的時候,我們可以說點什么來掩飾一下。我不反對沉默,如果一個人覺得保持沉默很自在,那為什么不呢?我是個健談的人,對我來說保持安靜很難。我偶爾也沉默,但不多見。

        盧卡·尼科里:

        讓我們從一個“好的”負性的事情轉到一個“不怎么好的”負性的事情。在我們的工作中,幾乎沒有什么確定因素(如果有人可以說是確定的話)能夠指導我們。一個我在努力克服的問題是,最好在負性移情(negative  transference)突然爆發之前將其放到臺面上。然后我讀到你的一段采訪,現在我擔心你也想剝奪我的這么一點確定性。我們必須要把負性移情放到臺面上嗎?

        安東尼諾·費羅:

        有無數種方法可以讓它來到臺面上。

        盧卡·尼科里:

        是的,因為前面說到了全球定位系統,那么負性移情是否是一個可靠的信號,表明我們的分析正在進入一個危險的地方呢?

        安東尼諾·費羅:

        關鍵在于你是怎么把它放到臺面上的。我可以以悲劇的方式把它展現出來,就像艾琳·帕帕斯(Irene  Papas)[6]的某部戲那樣,或者我可以用另一種方式。我先前碰巧提到的那個被主治醫生迫害的患者,她在每次分析小節開始的時候都會跟我講她的主治醫生又對她做了哪些可怕的事,他(主治醫生)說的每一句話都在冒犯她。然后這個主治醫生也在努力盡可能保持安靜,但他真的是最低等的人渣:他羞辱她、冒犯她、打她。我甚至打算說點什么、對什么事情做點評論、對移情也給出一個解釋,但是第二天這個主治醫生又做了比以往更可怕的事情,他是一個托克馬達[7]。有一段時間,這個患者產生了一個她非常喜歡的想法,就是開始寫一本關于如何殺死主治醫生的犯罪小說。然后她真的開始寫那本書,在書里面她創造了一些很棒的東西。她發明了一種殺死他的方法,涉及了解他服用什么藥,然后調查常見的食物,比如葡萄柚等,這些食物會改變藥物的吸收和代謝,然后她在網上搜索,找到了合適的化學物質,直到今天,她還在寫這本犯罪小說,一個從謀殺主治醫生開始的系列謀殺案。我們應該剝奪她做這件事的樂趣嗎?跟她說“你在告訴我你害怕我,所以你恨我,你鄙視我,想把我從你的生活中消滅”。為什么要這么說?有什么用呢?現在讓我們玩一玩“殺死主治醫生”,這讓我們倆都很開心,然后看看我們的結局如何。她甚至可能成為作家,也可能不會。簡而言之,關于負性移情,我們應該對患者的所有不同的功能狀態都保持覺察。分析小節應該始終是多元化、多種群的(poly-ethnic),其中包括患者的多元種群和我們自己的多元種群:我們都是色情狂、罪犯、謀殺兇手,同樣也是患者。但是我們只關心這個范圍內的幾個角色,否則每個人都會泛化成萬事萬物;我們須要看清更接近身份認同的是什么,如果我們從意大利人的身份變成摩洛哥人或塞爾維亞人的身份,我們已經是在擴大(分析場域的)領土了,當然,我也不一定非要把柬埔寨人的身份也包括在內。我們讓波爾·布特(Pol  Pot)[8]留在柬埔寨;如果碰巧他坐上了飛機,距離我們越來越近,我們就帶他走,但通常我會把他留在原地。不過,我們應該嘗試靠近那些接近我們的心靈的其他種群,或者至少我們應該有一種方法來理解他們的語言或者他們的活動方式。就像我提到的那個督導的案例,其中那位同事走近了這些令人費解的那不勒斯人。精神分析是這樣子的,分析是走出去、找出來,分析必須是多元種群的,也就是說,分析應該去獲取我們身體中所有相異的運作成分,如果它們已經結構化的話,或者如果它們仍然尚未成形,那么給它們一個結構,以便理解它們。

        盧卡·尼科里:

        還有一個很多人已經問過你的問題,但我仍覺得,當有人閱讀你的任何書或者文章時,可能依舊會感到疑惑,因為這個問題與你的工作核心有關:故事如何治愈(疾?。??什么故事可以治愈?還有就是什么故事無法治愈?

        安東尼諾·費羅:

        治愈(疾?。┑牟⒉皇枪适?,也就是說,我不能只是編個故事,這個故事就能治愈,或者任何故事我都能講。如果這些故事“生來”就允許比喻性表達(figuration),那我們就能夠使用它們,事物的表征在場域中沸騰并且由此尋得一種被人言說的方式。請記住,今天的精神分析顯然越來越多地關注于前語言的、前符號的,這些原始的水平;能夠提供一個敘述的可能性是一種使得那些原先可能不可命名的需求、恐懼和焦慮變得可被覺察的方式。故事本身是沒有療效(curative)的,它們的療效在于讓人們可以捉到幾條魚,帶到陽光下烹煮。

        我覺得治療元素是由患者和分析師共同構建的,這些元素過去是不可逾越的,不可傳遞的,或不可表達的,當我們和患者一起把這些元素編織成一個共同的故事時,就有了治愈的方法。這種共同的故事的范圍可以從我們已經談過的夢中的轉化(transformation  in  dream)到游戲中的轉化(transformation  in  game)。作為游戲中轉化的一個例子,我在前面提到了與玩弄設置相關的內容,那個患者不愿意躺在躺椅上。但也有可能是我所說的傳記中的轉化(transformation  in  biography),在這種情況下,我不用費心去檢查(內容)是否與現實相符(但是我們知道這些情況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就像轉化的工作一樣,通過一個故事,一個人自身存在的可敘述性、可見性、一致性被轉化、被創造、被發明。今天我看到了一個案例督導,在這個案例中,有一個非常嚴重的患者,非常嚴重,她講述了她小時候是如何像她兄弟一樣被父親強暴的。如果我從這里開始這個故事,基本上就像看查爾斯·布朗森(Charles  Bronson)電影的后半部分,暴力行為已經開始了。如果我們看一下這一小節前面的部分,我們就會發現,開頭是絕對的好;漸漸地,這位分析師開始了一種越來越主動、越來越暴力的詮釋行為,當然是出自良好本意;這時,那個強暴了女兒和她兄弟的父親出現了。但這是否意味著,這個父親強暴了兒子是真的,而強暴了女兒是假的呢?我只想說:

        1.我們不知道;

        2.我們無法知道;

        3.我們對搞清楚這一點毫無興趣。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某一刻,在這一場域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分析師暴力且具有侵入性的詮釋,為故事中父親的暴力行為和對女兒的虐待這一轉化賦予了生命。一旦分析師在后來的反思中明白了這一點,他就可以寫出一部歷史小說。這就是故事中的轉化是如何發生的,它也是多種可能的轉化中的一種。施虐的父親在那個分析小節誕生,在那一小節由于那種詮釋而萌芽。

        我們能不能說這是因為精神分析師從患者身上拿走了暴力然后付諸了行動,因為這是患者經歷中固有的暴力?是的,如果作為分析師,我們并不遵循如下觀點,我們可以這么說:移情詮釋應當是連續的,這種詮釋與患者的病史無關,而是與他自己(指分析師)的歷史和他自己的工作模式有關;所以暴力,即使是解釋性的,實際上是分析師的,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施虐者就是分析師。因此我們可能會有這樣一個歷史重構的矛盾,其中有一個虐待孩子的父親,實際上他并沒有虐待孩子;不過是不是這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將一個事件(即使是最不可思議、最難以置信的事件)變成一個故事,只要它前后一致,給人以堅定性,能夠作為一個故事起作用;正是故事與我們同行,是故事讓我們能夠擁有一個足夠自由的未來;并且對患者來說能有一個非虐待性的分析師也是更好的。

        盧卡·尼科里:

        這里還有另外一個我個人感興趣的問題,因為它與我的興趣有關。我喜歡玩游戲,我玩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游戲,直到我不得不漸漸用精神分析取代它,直到我不得不變得嚴肅起來(似乎按照精神分析的道理,我就應該變得嚴肅一些,至少部分如此)。然后我讀到費羅談到游戲中的轉化,自然我就想知道它們是否能引起我的興趣。你能幫助我更好地理解游戲中的這些轉化是什么嗎?它們在分析中可能具有什么意義呢?

        安東尼諾·費羅:

        我喜歡發現某些概念是如何誕生的。我一直有一種在分析小節中玩游戲的傾向,也許,甚至還有一種敘述的方式,一種運用我自己的沉思的方式,一種用它來制造些點子的方式,有時這只是一個語言游戲。但我第一次提出游戲轉化的概念,是在波士頓一個督導期間,當時有個年齡稍長的分析師正在治療一個非?;顫娪窒喈斒Э氐暮⒆?。這個孩子開始折紙飛機(其實更像是火箭而不是飛機)并開始向這位分析師投擲,直到其中一架飛機打中了她的眼角,她被扎得很疼。然后,這位非常鎮靜的女士生氣了,轉而疊起紙火箭來,并開始用越來越大的力量朝孩子扔去。碰巧其中一個火箭打到了孩子的眼睛,擊中了角膜,她僵住了,擔心地想:“哦,我的上帝,我在做什么,我做了什么?”然后她終止了游戲,這個孩子開始用他所知道的最粗俗、最下流的臟話咒罵她。這位同事震驚地站了一會兒,直到她有了一個精彩絕倫的(我不確定是否該稱之為一個“觀點”)、源于直覺的行為,她開始把這一系列臟話編成兒歌。所以她開始回應這一連串辱罵,把它們寫成韻文,并以兒歌、押韻的句子等的形式敘述出來。不知怎么,這個孩子就被迷住了。在一連串的臟話和押韻的拍子之后,他說:“現在輪到我了,告訴我多一些臟話,告訴我那些臟話!”然后,她開始愉快地謾罵,這個孩子反過來又把這些污言穢語變成了韻律詩,把這些像詩一樣送給了分析師。這個游戲還在繼續:他們不是在侮辱或傷害對方,而是在玩“我們來罵臟話吧”,不過是以兒歌的形式。

        第一次治療結束,當這個分析師讓這個孩子離開的時候卻遇到了困難,因為他一直在要求:“再玩一會兒,再玩一會兒!”然后在他離開時,他說:“好吧,我會走的,條件是明天我們還要繼續玩這個游戲!”

        我發現這非比尋常:一個暴力游戲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一個有趣的、不具傷害的游戲,一個讓人逐漸能夠說出糟糕事情的游戲。這又使我想起比昂在其某次研討會上所做的評論,他說,我們在每一個分析小節里,都應該為患者提供一個“下次繼續再來”的好理由。我覺得樂趣就是下次再來的一個很好的理由,也就是說,一個好的精神分析小節,是雙方在一起玩耍。

        這并不意味著不允許嚴肅,或避免痛苦和苦難,而是意味著我們可以以某種方式與痛苦、苦難、悲傷游戲。我們可以影響戲劇中的轉化,悲劇中的轉變,任何一種文學形式的轉變都適合于表達我們想要將其復蘇的情感,以便把一些全息式(holographically)鮮活的和有意義的東西帶進分析場域里來,患者將能夠把這些東西保留下來,甚至作為一種與自己交流的風格。

        盧卡·尼科里:

        在我看來,這種操作的風險,尤其是對一個不熟悉這一行業的人來說,可能會陷入一種風格主義(mannerism),結果可能是更專注于游戲而不再是患者,比如失去對于疼痛的洞察。因為一種情況是在演戲,另一種是在生活。不管我們認為這是一個真實的事件,還是像你喜歡的那樣,都看成一個戲劇夢(drama-dream)。不管怎樣,這都是一組我們必須要非常謹慎對待的情緒。否則就有可能面臨風險,佇立在距離患者如此遙遠的地方,讓他與自己的游戲在一起感受孤獨,同時分析師則在自娛自樂。

        安東尼諾·費羅:

        不,我認為沒有人應該自己(跟自己)玩,而應該是和患者共同玩一個游戲。顯然,賞玩悲傷可能也意味著一起書寫加達(Gadda)的《識得愁滋味》:我想說的不是阿里斯托芬[9]式的分析,充滿歡笑的分析,不是的,而是用溫尼科特(Winnicott,1953)的話來說,是一種過渡性空間(transitional  space)中的分析。然而,即使這個定義也不能真正傳達我的意思,也許我應該說,在分析中總是有機會保持精神上的鮮活,永遠不會被生活的具體事實所麻痹,即使是最悲慘的事實。也就是說,它意味著能夠與患者分享這樣一個想法:在生活中,有時你會覺得自己就像羅西里尼[10]的《德意志零年》(Germany,Year  Zero),但本質而言,你還是可以從零開始,就像電影里說的那樣。很明顯,如果我們去想某個情境中有一些痛苦、一些嚴重的悲傷、一些災難性的悲傷,但我認為,即便在這些場景中,某些時刻,也會有天劫余生之物不可避免地開始流動,我的這種觀念可能顯得非常褻瀆神明。甚至在那些情況下,痛苦真的就是“O”,也就是說,疼痛就是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中心主題的情況下,某個無名悲劇就可能會在生活中發生,整個分析將集中在如何代謝這塊痛苦的巨石上,如何把它轉化成可以夢到、可以分享,我甚至要說把它轉化成一種可以玩耍的高尚游戲。當然,對于一個孩子來說,我們應該始終把游戲當成一件非常嚴肅的事情。

        我記得有一次,在我生日的時候,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美洲印第安人”,我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印第安人。然后我的姨媽,她非常疼愛我,她走到我面前,拿著一件T恤——順便說一句,我真的很喜歡那件T恤——她把它放在我的肩膀上。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可怕的侮辱,有人膽敢把一件T恤放在印第安酋長的肩上,因為它擾亂了游戲,而且我記得我當時突然大發雷霆,因為這就像違背了我為游戲創作的電影。

        盧卡·尼科里:

        在這兒呢,我來幫人類一個忙,提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對我們無數次讀到的“我們必須堅持留在O上”“我們必須實現O”這類語句的“反擊”。許多分析師還不能比較好地領會比昂(的理論),因此需要你當初學者時的學習筆記,那么面對他們,安東尼諾·費羅如何解釋這個O?

        安東尼諾·費羅:

        O是事物本身,是不可知的事物,它是患者進行分析的根本原因,它是正在建構中的同一性,它是我們永遠不會知曉的東西。我們誰也不知道自己的O是什么,但我要說的是,總的來講,在我的一生中,我幾乎沒有看到過O里面的什么轉化。我只記得有一種轉化不是通過知識或可以量化的情緒來實現的,而是心理成長的一次量子飛躍,發生在O當中的轉化應該是這樣的。這是一個有著二維精神空間的患者,一個黏人的、不知三維為何物的女人。有一天,她從二維的現實角度發現并接受了三維的視野,當她發現有第三個維度時,事物就不再是二維的了,對她來說就不再是平面的了。在這種新的深度尺度下,世界向她敞開了大門,她對自己和自己的情緒生活也有同樣的感覺。

        我認為關于O論述最精彩的是格洛特斯坦,他是我非常喜歡的作者,他說O必須在比昂的網格圖(grid)的第二類別中進行轉化。讓我來解釋一下,O必須逐漸地為人所夢到:我們永遠不會知曉真正的O,我們獲悉的永遠只是以謊言的形式而出現的派生物。換句話說,O必須經歷一次謊言中的轉化(transformation  in  lie),這使它變得可以忍受。如果不是在特殊情況下,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我們自己的情緒、需要、焦慮、恐懼和存在方式的最終現實(ultimate  reality);我們知道的將永遠只是它經過稀釋的那些面向。例如,我們可以利用夢或對話的創造性,在精神分析中或者與某位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的人之間進行創造。我們能夠接近真相(truth),但是任何真相,為了被(人)目擊、分享或者體驗到,都需要一些空間以便讓謊言圍繞著它。如果真相沒有謊言作為把手,情況就會像是有人讓我們直接去端熱煎鍋的鍋盤,而里面的薯條在熱氣騰騰的油里嗤嗤作響,溫度高得讓人無法接近,為了拿起鍋和真相(還有真相為我們奉上的美味的炸薯條),我們需要這個謊言之把手。

        我們這個物種無法承受現實(真相)嚴酷、猛烈的沖擊。當比昂說自己已經死于亞眠戰役(Amiens)[11]的時候,并不是在使用隱喻,比昂一再地指責克萊因不理解這一點:他不想表達悲傷的心情,不想談論那種痛苦,也不想談論那種痛苦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了他,他只想告訴克萊因他已經死了??巳R因從不曾理解那是什么意思,我當然也不明白比昂的意思。關于亞眠,比昂的看法是他死在了那里;我們不理解,而且,這是我們一生中也許會有那么一次半會遇上的經歷。如果我們幸運的話,死后還能活著,還能快樂。所以,我們用隱喻和謊言做的烤箱手套來靠近(真相),意思就是說借“謊言”來軟化和緩和終極知識。

        [1]  Francesco  Corrao,意大利精神分析師?!g者注

        [2]  喬治·德弗洛(George  Devereux)是匈牙利的一位人類學家和精神分析師,他對不同的土著民族進行了實地研究。

        [3]  弗洛伊德所用的德語詞匯Nachtr?glichkeit  的法語翻譯,  英文是afterwardness,含義是“對過往事件的一種延遲的理解或回溯性賦予意義,認為這些事件有性的或者創傷性的意義”?!g者注

        [4]  Red  Brigades,意大利極左翼反政府組織?!g者注

        [5]  蘇格拉底悖論?!g者注

        [6]  艾琳·帕帕斯(Irene  Papas)是著名的希臘女演員,她的電影生涯橫跨整個20世紀。

        [7]  Torquemada,西班牙第一位宗教裁判所大法官,他被認為是“中世紀最殘暴的教會屠夫”?!g者注

        [8]  波爾·布特(Pol  Pot)是柬埔寨革命家,領導紅色高棉游擊隊。他在1976~1979年間成為柬埔寨的獨裁者。

        [9]  Aristophanes,古希臘早期喜劇代表作家、詩人?!g者注

        [10]  Rossellini,意大利電影導演?!g者注

        [11]  1918年8月8日,殘酷的亞眠之戰開始,盟軍對同盟國發動了最后一次進攻。21歲的比昂指揮一支坦克部隊,坦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一項革新。幾年后,比昂發表了一份可怕而又自相矛盾的聲明,稱他已經在戰爭中喪生。在《漫長周末》(The  Long  Weekend,1982)中,他寫道:“他們有辦法讓人看起來栩栩如生,但實際上我們已經死了。我嗎?是的,我死于1918年8月8日?!保╬.265)在《未來回憶錄》(A  Memoir  of  the  Future,1991)中,代表比昂的一個角色說:“我不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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